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８日专电 “在那个下雪的早晨，诺尔曼走了，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他所爱的世界……６７年过去了，中国人一天也没忘记这位加拿大朋友。尊敬他，如一个英雄；爱他，如自己的兄弟；追随他，如人生的楷模。”——这是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以下简称《白求恩》）导演杨阳完成全部拍摄那天写下的文字。

　　近日，针对《白求恩》的热播，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杨阳，听她讲述拍摄《白求恩》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要拍《白求恩》？

　　杨阳：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戏。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拍。也许在潜意识里对他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和好奇吧。总是感动于“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开始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恩之心，加之一丝的好奇心，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印象中的白求恩离我们很远。“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句子实在是太熟悉了，但也太概念了，弄不好就成了令人反感的说教。我需要用形象化的东西去阐释这些文字。其实，白求恩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最大的魅力就来自于他的个性。而我最大的心愿也就是把他丰富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表现出来。把一个真实的、丰富的、可亲近的诺尔曼·白求恩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子、一个可以信任的医生和令人尊敬的朋友，但是他的性格有时显得有些“古怪”，这“古怪”与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又有着很大的关系。如何把他的精神品格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是我的主要任务。

　　在拍摄时，我的心是很亲近他的，我越来越熟悉他，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越来越能感知他，经常与他同悲同乐；很多很多次，我为他哭得泣不成声，包括我的剪接师（一个小伙子）在剪完最后一集的时候，趴在剪接台上失声痛哭。我们都在为他流泪，就像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那样心痛。

　　为什么会多次感动流泪？

　　杨阳：很多媒体现在都报道我在拍摄《白求恩》时多次感动得掉眼泪。

　　其实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导演应该是理性的、坚强的一个人，但是讲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控制不住地流眼泪，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表现，我们剧组在拍摄的时候常常都是泪流满面。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越拍越对诺尔曼·白求恩有感情。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朋友？他曾经为我们献出了生命，曾经在我们最苦难、最悲惨、最无助的时候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在一起，曾经无数次的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鲜血，曾经拔一根管子就吸小战士的脓液。

　　我有一次问到一个人，诺尔曼·白求恩是什么人？他说神经病，我当时非常非常不能接受。所以我在谈起他的时候除了对他的那种尊敬以外，还有就是亲如兄弟般的一种爱和作为楷模和一个导师一样的一种崇拜。

　　英雄人物如何能拍得让人感动？

　　杨阳：主旋律影视剧不好拍，英雄人物传记不好拍，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觉得这个戏对我来说充满挑战，我自己到今天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克服这么多的困难，能够在我自己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这么难度大的戏。

　　我记得在去年的春节，也就是距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才刚刚开始接手这个工作，在春节那几天，我拼命地在读白求恩的传记、收集他的资料，看他的照片，从那个春节开始，我才真正进入到白求恩的世界里。接下来几乎一直到这部片子从我手上交出去之前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好像眼睛没有闭上过，每天都工作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连续了这样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在山西我们经历了特别严酷的自然环境，开拍的时候，正好是刮风沙的季节，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把嘴里的沙子吐干净。我们要带着马队、骡子队以及医疗队的很多器材翻山越岭，还有很多战斗的场面，每天的工作时间之长，让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另外，资金不足的压力每时每刻都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在北美如果完成像《白求恩》这样一个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３０年左右，中间经历了一战和西班牙战争，还有法国、伦敦、美国底特律等外景，光是这些场景和这个年代这么多服装、道具、马车、老爷车，给我们做的预算就要达到１００万美元一集。而我们手上只有十几万美元。

　　但是我要用白求恩的精神去拍《白求恩》，外国人特别惊奇。什么叫用“白求恩精神拍《白求恩》”，我说白求恩到中国去的时候，没有任何先进的医疗设备，他锯骨头的锯子就是锯木头的锯子，他做手术的手术室就是破旧的小庙或者是树林里的帐篷，我说在这样艰苦和险恶的条件下，白求恩救活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今天我们中国人带着一个非常真诚的心不远万里到加拿大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感激奉献给诺尔曼·白求恩和他家乡的人民。所有的工作人员听了我说的这些话，都非常感动，很多演员、工作人员都降低了片酬，所有参加演出的群众演员都是免费的。我觉得只有带着这种真诚的心投入的创作，才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

　　讴歌了他，熏陶了自己

　　杨阳：有人说我通过拍《白求恩》给观众进行了一次自觉的人生洗礼，其实，通过《白求恩》，我自己、我们剧组首先被深深地熏陶、净化了。

　　比如，我们来自部队扮演伤员的战士，他们冬天的时候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甚至碎片一样的衣服，有的演胳膊断的、手折的，各种各样的伤全部都弄在他们身上，然后脸上、身上贴着冰冷的黏糊糊的血浆、药棉，有的时候他们冻得都起不来了，有的人身上还起了红疹。我问一个小伙子受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比当时好得多了。每个演员都给我这样的答复，我真的非常感动。

　　还有，我们当时拍了一场戏送诺尔曼·白求恩回国，当时是组织老乡来拍摄。我们开拍时，没想到我们的老乡拿着鸡和鸡蛋，一直说白大夫带着吧，路上吃，我们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哭了，我们没有想到所有的老乡这么投入。后来我们转到另外的场景拍的时候，仍然看到很多老乡聚集在演员的身边站着拿着手里的东西在默默流泪，我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感恩之心、非常质朴的感情。

　　另外更重要的是白求恩精神对我们现实的启示意义。

　　抛开白求恩伟大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力量，他首先是个医生，是一个视病人如自己生命的好医生。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当前的一些现状。比如，白求恩问：作为一个医生，他只是看到有钱的那部分人的钱呢，还是看到那些有病的那部分人的病呢。当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他应该首先专注的是什么。我觉得像这些其实都不仅仅是对医疗界所说的，同时他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商人，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教育家，我们的艺术家，同样都是面临着一种良心和道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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