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把胡戈告了。看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陈导说：“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程度”。网民怒了，说《无极》从“无聊之极”发展到了“无耻之极”。胡戈究竟有没有侵犯陈导的著作权和名誉权？这个交给律师去辩论，交给法官去判断。我想说的是，不管《馒头》在法律上有无构成侵权，文化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值得讨论。

　　为胡戈辩护的人，多拿出三条理由：“第一，胡戈没靠《馒头》赢利；第二，服务大众、娱乐大众，何罪之有？第三，陈凯歌太没有娱乐精神！”其实，没赢利只是表象而已，胡戈同学经此一役名声大噪，《馒头》对他的音乐制作事业和音频产品销售，不会完全没有助力吧？也许，这原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但他得利了，这点不可更改。第二个理由就更荒唐，只要娱乐大众就彻底无懈可击了？在当下的中国，需要反复提倡一点：不要以集体的名义去戕害个人的权益。否则就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扩大化，就是把大众的幸福建立在个人的痛苦之上。第三，要求陈凯歌有“娱乐精神”，不妨先看看全社会的娱乐精神如何。在西方国家，上至总统，下到百姓，都可以作为文艺作品搞笑的对象。在我印象里，好莱坞从来就“刑上大夫，礼下庶人”，只有宗教方面有所禁忌，而大人物绝对是讽刺挖苦的重点对象。迈克-摩尔的金棕榈影片《华氏911》里，布什的形象被“丑化”得不成样子。西恩-潘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照例不忘讽刺布什的“战争谎言”：除了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在表演上根本没有最佳可言。而在我们这儿，艺术家们有太多的事和人不能触及，大众有太多的事和人不能娱乐，前者戴着镣铐跳舞，后者在方寸之地狂欢。大众已然默认这样的游戏规则，也就意味着全社会娱乐精神的残缺。既然大众不能也不敢拿大人物们来消遣，凭什么就心安理得地消遣陈凯歌呢？今年春晚小品《说事儿》，赵本山抓着一个没文化但想写书的农村老太太肆意戏谑，有人反对说：谁说不识字就不能写书，不是名人只是人名的“白云”就那么招人烦吗？这个论调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他们没被认为缺乏娱乐精神。那凭什么要求娱乐名人就必须具备唾面自干的“娱乐精神”呢？

　　在中国彻底具有娱乐精神之前，我们的讽刺挖苦式娱乐始终脱不了拣“软柿子”捏的嫌疑。陈凯歌（代表有钱无权的名人）和老太太“白云”（代表无权无钱的农民）都是大众相中的“软柿子”，都是被娱乐的弱势群体。我以为，公平起见，要么大众您老人家不分阶层、不看眼色，腰里别副牌，见谁跟谁来，调侃“白云”和凯歌自然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了；要么，既然不敢跟权贵要娱乐精神，也别就别对非权贵太苛刻了。如果非娱乐不可，也该坚持善意的玩笑。有人要问了，什么是善意的玩笑？这的确很难界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这件事，就算如胡戈所说炮制《馒头》时是善意的，但当《馒头》脱离他的三五好友的范围，成为大众集体嘲笑陈凯歌的道具时，玩笑也就不是善意的了。有人说了，如果善意与否完全按照当事人的感觉来判断，那创作者岂不是处处缩手缩脚，小到文艺的春天，大到民主化进程，不就全无希望了吗？我以为，文艺的春天需要改善立项、审查、评奖的程序来催生，民主化进程需要体制变革来推进，从国计民生的要务上打开缺口。蹂躏几个娱乐圈的闻人根本算不上民主的先声。正如《超级女声》的短信投票不能看作年轻人的民主尝试一样。这两件事即使有这方面的意义，也不过一星半点，不能无限放大。不管怎么粉饰美化，《馒头》的迅速传播和观者的津津乐道，一方面是观众宣泄审美的不满，算是正常的评论范畴，另一方面则是观众不无恶意地对娱乐名人借机群殴，多少带有“仇富”“灭腕”的不健康意趣。

　　但我并不赞成陈凯歌打这场官司。这件事表面上是胡戈PK陈凯歌，真正的推动力是大众的文化心理。文化层面的问题从来就不能靠诉讼来解决，诉讼的结果不过是给官司的赢家出口恶气而已，问题会更形尖锐地继续存在。假如胡戈赢了，前面说的种种悖逆之处将得到法律的纵容，终将发展到集体无意识施暴。当然，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陈凯歌既然决意兴讼，又长时间收集证据，打的应该是一场有把握之仗。胡戈的话音则有点软，“我做这个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学习”，计划中对《英雄》的恶搞也就此流产，显得对这场官司信心不足。对陈凯歌来说，即便赢了官司也输了口碑，输了“大肚能容”的气象，观众对《无极》的评价不会有半点改变，而他今后作品的上座率堪忧。对胡戈来说，固然做了不花钱的超级广告，对生意大有裨益，一旦输了官司，面临的将是天价索赔。对公众来说，他们根本不会为别人的一个案子而动摇基本的价值观，一个胡戈倒下了，千万个胡戈会站起来，《馒头》这类未必厚道却充满智慧的片子绝迹了，他们会琢磨出新的花样来拿名人开涮。陈凯歌总不能把大众告上法庭吧？所以，这件事根本就是一个无解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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