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电影在中国诞生的第一百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电影显现出难得的活力，眼下正有《无极》、《千里走单骑》、《情癫大圣》和《如果·爱》四部大片挣抢贺岁档，《头文字D》和《七剑》两部大投资影片开辟出暑期市场，《孔雀》和《青红》分别在柏林、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肯定，《功夫》、《无极》两部华语电影同时入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也给今年的成绩留下了希望。纵观2005全年，电影市场最为活跃的阶段，还是贯穿12月的贺岁档。

　　叫座难叫好

　　在贺岁档上映的四部电影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陈凯歌导演的《无极》。《无极》从筹备到完成总共三年时间，投资号称达3.4亿元人民币，折合约4000万美元，即便在好莱坞也已属于中等规模的制作，对中国电影来说，则是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影片。从2002年的《英雄》，到2004年的《十面埋伏》，再到2005年的《无极》，以中国内地电影人为主创的大投资影片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即便作品本身存在一定差异，但无论资金规模还是“投资－制作－回收”的市场操作方式都已构成近似的规格，明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国产电影。相对于观众习以为常的好莱坞大片，上面提到的三部影片已经可以被视为“中国式大片”的雏形。

　　从市场效益上看，几部“中国式大片”的成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英雄》的国内票房达2.4亿，《十面埋伏》是1.6亿，《无极》上映两周就已超过了1.3亿，如果算上海外市场以及音像制品的发售，经济收益就相当可观了。但在票房一致飘红的同时，三部影片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评论上的巨大争议，从作品质量到宣传营销的方式，来自各方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式大片”雏形初现的同时，一个“叫座难叫好”的困局也随之形成。当具备了高额的投资，聚集起大牌导演、明星阵容，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配合起高密度的宣传推广，中国的电影人们却始终没能拍出票房口碑俱佳的作品。也就是说，目前问世的“中国式大片”还远未达到电影人创作的初衷及观众们期待的目标。究其缘由，应该有以下三个原因———

　　中国大片的“个体户”模式

　　首先，一个适合商业电影运转的制片市场体系尚未完全成型，资源分布过于集中，“中国式大片”成为个人创作牵头的拍摄项目，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运作有效的工业制作系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已在体制上进行多次改革，并且卓有成效。从院线制的实施改造，到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从国有制片厂改制，到香港地区电影乃至进口分账电影的引进，无不看出电影市场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决心与魄力。同时，中国电影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从政策实施到市场反应还需要时间。在具体的投资制作环节上，国内真正具备票房效应和创作资源的个人屈指可数，能够调动大规模投资的电影企业也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式大片”几乎只能成为个别创作者和公司的个案，操作模式和经验很难复制推广。从整个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来看，低成本电影的运作基本能够维持自给自足的循环运转，具备市场效应的中等规模影片的集体缺失，使“中国式大片”的模式更像是一座根基不稳的空中楼阁。而好莱坞和韩国的经验都证明，高质量商业大片的生产依靠的是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并非个人创作的灵光闪现。

　　第五代的大片之痒

　　其次，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电影人现在面临的是商业电影在传承上的一种断代。拍摄三部“中国式大片”的导演分别是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中的领军人物，从个人的创作经历来看，商业电影并非他们的专长。

　　“第五代”反传统、排斥叙事的风格，与目前市场乐于接受的商业电影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在电影语言和理念上其实存在着天壤之别。

　　对张艺谋、陈凯歌来说，即便他们本人对商业片的说法存有疑义，三部作品的市场取向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电影的范畴里，早已功成名就的张艺谋、陈凯歌其实只能扮演探索者的角色。

　　绕不过去的好莱坞

　　第三，“中国式大片”面临着国内与海外市场的不同需求，市场对作品质量存在着更高的要求。相对于一般国产影片，每部“中国式大片”都投资巨大，投放市场的首要问题就是成本回收。以现行的院线制，电影票房由投资、发行和院线三家实行分账，大片能从国内拿到的收益其实有限，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海外版权的销售。于是，“中国式大片”都在面对国内市场的同时，需要面对国际营销的问题。如何让作品具备海占有外市场的潜质，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式大片”投资运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两个市场的不同需要，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大规模商业片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李安导演拍摄的《卧虎藏龙》为中国电影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美国电影教育背景和对好莱坞的长期研究是他获取成功的一个必要前提。目前内地的电影界中，还很难找出类似的人物。

　　基于以上三点，“中国式大片”困局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集合的一个必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从上至下的尝试和努力，也需要时间和耐心。电影在中国已留下百年历史，新的历史如何写成还要靠今天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文娱评论员 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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