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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动机
12月28日上午，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2005年纪念电影百年诞辰活动中规格最高的一次。
回顾中国电影百年的光影，我们有着怎样的辉煌和得失？面对好莱坞，我们有着怎样的思考？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消费方式，如何进一步开拓和发展？相信这不仅是电影工作者关心的，更是广大电影观众所瞩目的。作为电影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也许对这些问题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百年的时刻最重要
新京报：回顾中国电影百年，你觉得哪个时期是最有意思、最值得我们谈论的？
张宏森：我们在2005年见证了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刻，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它是我们亲身感受的时期，正在经历的时期，也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时期。
通过最近的纪念活动，我们在巨大的财富和成就面前，有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生机勃勃地创造。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下一个百年，我们将要创造什么，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所以这个时期最重要。
陈山：我觉得解放前的三个阶段比较有意思。
上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原始形成期，一些电影产业的基本规则、发行制、明星制都在初步形成；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成熟期，完整的电影文化、电影追星族、电影杂志、电影消费方式都已成型；上世纪40年代是中国古典电影的顶峰，《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都有着世界级的水准。
那个时期还开创了东方电影的独特形式，因为《小城之春》比黑泽明的《罗生门》还早3年。
解放后，我们的反特电影、动画片等类型片取得的成绩，以及“第五代”导演对镜头语言现代化的创新，也很重要。
新京报：中国电影走过了100年时间，现在的中国电影人需要继承哪些优秀的传统？
张宏森：首先，中国电影100年一以贯之的，是一种与祖国同呼吸、与人民同命运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继承。从这一点上说，创造一种文化要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其次，要继承一种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在中国电影正缺少这种现实主义。中国电影之所以有今天，也是不断创新、不断开拓的结果，要不是如此，在某个历史段落它可能就停留或者消失了。
创新和开拓也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推力。中国电影不能满足于继承传统，要勇于开创新的历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21世纪的中国电影要保持民族个性，更要保持艺术家的个人特色。
陈山：我觉得，首先要继承的是原创性。虽然中国文化有着比较强的兼容性，但拍出有东方智慧的电影才是重要的，比如我们在武侠片、古装片上的成绩就让世界瞩目。其次，是要突出草根性，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广大的普通百姓，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电影，在民间有着我们忽视的力量。
另外，以前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一些宝贵经验要继承。上世纪30到40年代的那些不同于好莱坞的产业方式，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和研究。最后，中国电影植根的这块文化土壤，要好好继承。
中国电影面临挑战
新京报：现在的中国电影你认为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的地方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去解决？
张宏森：我觉得虽然今天是非常值得骄傲和光荣的日子，也是压力感最强的日子，中国电影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中国电影的创造实力和创作水平还比较低，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在创作上的质量意识有待提高。
第二，中国电影产业化基础非常薄弱。电影产业化在中国应该是“刚刚发生”，离产业化的形成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们的电影市场规模还是偏小，有效的影院才1000多家、银幕数才2600多块，和13亿人的大国相比实在让人担忧。在规模小的情况下，大部分国产电影还存在市场化不高的情况，国产电影进入市场的通道也存在很多障碍。
第三，我们的电影人才比较缺乏。有老中青还在创作第一线，我们的青年人才和中年人才交接过程存在断档；而且创作人才太单一，对电影的理解过于狭窄，能把创作、经营和管理融合在一起的人才还比较少。
第四，我们全社会的电影文化有待普及和提高。电影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现在我们的电影文化正在被电视文化和其他娱乐文化切割和分散。应该在电影工作者、媒体和其他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设起电影文化这样一个概念来，形成一个良好电影氛围，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陈山：谈到不足的地方，肯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人要认识到现在是“后大师时代”，在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师不是最重要的，市场的深度、广度才是关键。现在不能用大师情结来对付观众，要和观众平等对话，不要加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观众不是笨蛋。而且，电影数字化是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不能用胶片的方式来拍数字电影，在数字化电影的新美化方面，我们还需要开拓。
另外，要注意内地电影市场的培养。现在中国电影存在一种没有海外市场就很难拿回投资的境地，这不是长久之计。在开拓内地市场上，要注意多种类型电影的开展，要注意对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市场的调研。还有，我们现在缺乏一批有职业精神和完整电影工业理念的人才储备，电影人才培养和就业方式调整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大片是必须的
新京报：现在创造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和引起社会话题的，多是一些大制作、大投资的电影，你觉得仅仅是这些大片模式能振兴中国电影吗？
张宏森：我们的电影产业刚刚发生和启蒙，启蒙阶段是需要大的推力的，我们所看到《无极》等大投资电影就属于这种大推力，现在我们的电影产业需要一种破门而入的力量。但是从中国电影长远健康发展来看，这种单一力量的破门而入以至于主宰市场和左右市场，也是不太正常的。电影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体系和丰富的市场格局，需要各个类型的影片，比如中小成本影片、艺术电影，甚至少量作者电影。
现在这里面很复杂，我们的电影市场太狭小，大片可以召唤观众的电影热情，是呼唤电影意识建立的一个响亮的开始。
但我希望在爆破的硝烟散尽之后，出现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的电影产业链条，这很复杂，需要多重努力。
陈山：其实大片是必须的，没有大片我们就很难和好莱坞抗衡。但大制作并不一定要大投入，要注意电影生产的集约化发展，我们在资金、设备、人才的资源配置上要精打细算。除大片外，中小型电影也要换种思维发展。
大片在今后一段时期还是要拍，可能还会出现更大影响力的电影，这是市场体系培养的必经阶段，也是完成电影工业原始积累无法越过的。
新京报：我们回到电影的服务对象———电影观众，现在观众抱怨较多的是票价太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挽回电影观众除了票价，还需要哪些措施？
张宏森：电影文化氛围的形成，电影热情的召唤，都是比降价更重要的事。高票价是一种市场行为，当然，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周二半价日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影院数和银幕数的增加，我们将会把对票价进行调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施。比如半价日能不能形成一个更长时段的体系，像一周两天或者非节假日的白天。这些东西是系统工程，我们正在思考。调节票价当然也是促进影院发展的作用力，当然一切还要取决于市场格局的变化和发展。
陈山：我们的票价不是高了，而是太高了，就连我这样一个教授都要咬咬牙才买张票看《无极》。电影票价的调整是个市场行为，但怎么把观众吸引回影院比票价问题更重要，我们必须注意电影的多样性，尽量把各个阶层的观众带进电影院。在影院建设上除了多厅影院的数量，也要注意中等档次影院建设，在满足小部分高收入人群的需要外，不能忽视中低收入人群的电影观看需要。
不断挑战，获得新生
新京报：对下一个电影百年，我们有什么期待和目标？
张宏森：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进步才能获得生命，只有不断挑战自己才能不断走向新生，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电影也是如此，“日积跬步以至千里”，大家不能放弃点滴的进步。今年我们电影产量和票房都是历史最佳，虽然比起其他国家还是非常小，但这已经是进步，大家要坚持。
陈山：期待有很多，现在的电影工作者，首先要对电影观念进行转变，要认清楚谁才是电影的主人。观众才是电影的主人，要研究观众对电影的渴求。而且，现在的电影处在大变革的时期，在变革面前中国电影不能裹足不前，电影人在知识结构方面要调整更新；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要统一整合，科学精英进入电影界是一定的，电影主创人员的重新改组也是一定的。最后，要改变学院派观念，不能太拘泥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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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介绍，2005年我国故事片产量达到了260部，比去年增加48部，再次刷新了中国故事影片生产总量的纪录，260部故事片中，国有电影单位出品65部，民营电影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出品96部，国有民营合作62部，国有境外合作23部，民营境外合作3部，国有、民营和境外合作11部。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国内电影票房达到20亿元，海外电影票房16.5亿元，电视播映市场达到11.5亿元，三项相加，综合收入达到48亿元。——12月22日《新京报》
目前，据可记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不包括香港、台湾地区1949年后单独拍摄的影片，从1905年到2005年底，我国就拍摄了电影故事片7200多部，舞台艺术片约470部，美术片约650部，新闻纪录片12400多部，科教片约4800部，电视电影700多部，总计26300多部。
到2005年底，中国已拥有规模不等的电影制片机构100多家，有3000多座专业影院，其中有1200多家现代化影院和2600多块银幕组建的36条电影院线；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已初具规模，数字影厅建设步伐加快；在广大农村活跃着3.5万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全国电影观众达10多亿人次；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天播出9部中外影片，覆盖了中国7亿多电视观众；电影后产品市场销售活跃，全国电影产业的综合效益增长较快，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22日人民网
本版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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