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电影中解说词之没有必要这一点而言，张骏祥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在50年代，张骏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探讨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的文章，其中对剧作者应该用视觉和听觉在电影中讲话，而不应该“挺身而出”，“对人物的思想加以描绘，替观众对人物做出评价”这样的做法感到不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在电影里可以说是违法的”。（11）可见，解说词是属于典型的“挺身而出”，对电影而言，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清醒地使用解说词总有自己的“效用”的。在《鸡毛信》开始的这一段当中，除了画面和音乐已经陈述的鲜明态度之外，解说词再次表明了好恶的态度，表明了政治的立场。为什么要这样明确地再次说明电影的意图？因为解说词的含义是确切的、是没有歧义的，是最能够表明创作者的政治“水平”的。（12）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来自上海或者重庆的电影艺术家，保持这样的政治“水平”是非常必须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新中国17年的电影历史上，在其后的主旋律电影中，有那样多的影片选择了“解说词”这个并不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段，它甚至与电影所常用的叙事手段一样，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某种模式。可以说，张骏祥的电影创作是符合这样的模式的，也可以说，这个模式是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模式是艺术家在新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情形下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一条安全的道路。在1958年前后的“艺术性纪录片”的潮流中，张骏祥编写了《新安江上》的剧本，里面也是这样直白确切富有激情的“清脆的”解说词，尽管张骏祥后来评价这一部影片当中的最后一部分“颇有浮夸之嫌”，但是从当时拍出的多数艺术性纪录片来看，没有哪部电影是不用类似的解说词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之后，在《白求恩大夫》的片头，我们听到了著名的毛泽东的评价白求恩的“语录”。这个语录甚至没有任何画面作为所指，直接在观众没有进入影片的时候就以解说词的方式为观众确定了观影立场：白求恩的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这更是一种言简意赅式的解说词。这种解说词是将电影当作认识的结论来进行陈述，而没有给观众提供停留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余地和空间。（13）

　　另外，据崔永元的《电影传奇》介绍，石挥在拍摄《鸡毛信》过程中曾经与张骏祥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石挥想在影片中增加一些喜剧性以及噱头，但张骏祥坚决不同意。石挥解放前在《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哀乐中年》中的表演就以喜剧见长。就是在黄佐临导演的有强烈悲剧色彩的《夜店》中，他的表演也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他自己导演并主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完全是一出悲剧，但却在不少场景和细节上采用了喜剧化的处理：如“我”刚刚当上警察后接受警察署长的训话，不仅训话的内容荒诞不经，而且在处理上也是搞笑的。再如两个警察在秦大人家门口站岗，对进出的客人都要立正敬礼，对秦大人家的厨子也是如此，敬完了自己都觉得好笑，忍不住互相调侃一番。石挥导演并主演的另外一部影片《关连长》，他的表演生动、幽默而有人情味，有较强的喜剧性因素，如关连长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和孩子们玩耍，光着头赤着脚；当听说新来的文化教员来了，高兴地一路小跑过来，以一种很夸张的、张牙舞爪的、喜剧感颇强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目前。程之扮演的战士一些滑稽逗笑的动作，则是属于喜剧“丑角”的。这种对特定表现对象（解放军）喜剧因素的挖掘和喜剧化表现（如关连长说话的口音、外形、抽旱烟的习惯、文化程度及其战斗部署等等），与政策所要求的塑造完美英雄形象是南辕北辙的。不久，《关连长》就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完全是着眼于政治和内容。其实，对《关连长》等影片的批判，与建构以宣传和教育为目的的新中国电影范式的努力相联系，其批判的美学意义在于宣告了从国统区出来的相对熟悉城市生活并主要是面向城市平民群体、注重电影的娱乐和消遣的电影人创作的结束。而喜剧性，或许与宣传和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也是要排斥的。对此，石挥一直缺乏足够的敏感和意识。1957年，他还相当不合时宜的提出要“重视中国电影艺术的历史传统”，并且明确指出，“我所说的电影艺术的历史传统，就是解放前的进步电影。在这些进步电影里，有许多可以继承发扬的东西。”“我们不要带上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它，不要一概加以‘商业的’‘黄色的’‘神怪的’‘受好莱坞影响的’——等等消极的名词，而抹煞了它的进步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地、认真地来研究它，发挥它的优秀的部分。”（14）与石挥不一样，张骏祥对新中国电影的性质、党的文艺政策以及主宰文艺走向的政治家们的心态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和体察，所以有意识的选择了拒绝喜剧甚至喜剧性。黄佐临解放后还拍摄过《三毛学生意》、《布谷鸟又叫了》等喜剧片，但同样以喜剧见长的张骏祥不仅态度决然的放弃喜剧创作，而且还在所有创作中排斥喜剧性因素和手法，显示了他独一无二的远见卓识。

　　因此，在张骏祥所有的电影创作中，从《胜利重逢》开始，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导演影片，他所选择的素材和故事，都没有脱离新中国的革命史。一个从国民党的俘虏变成战斗英雄的“解放军战士”耿海林的故事（《胜利重逢》），一个农民江猛子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并与反动势力进行武装斗争的故事（翠岗红旗），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小英雄的故事（《鸡毛信》），江西矿工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燎原》），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共产党员的故事（《白求恩大夫》）……由于彻底排斥了喜剧性，张骏祥在新中国之后的电影创作如《翠岗红旗》，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经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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