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应该是尖锐的、鞭辟入里的，还应是温厚的、劝一讽百的？我真的觉得王晓京先生应该耐下心来，虚心倾听闵先生的指教，不是反唇相讥；而真正的艺术所营造的颠峰之美，可能为个别人遗忘，却早已获得一种艺术史上的生命永恒，“过气”之说不免浮薄。闵惠芬的批评当然也可以讨论，她那种没看演出就横生指责的做法，也有点儿像前几年王朔对金庸的痛批，但她一批再批女子十二乐坊，会是因为嫉妒王晓京的成功和女孩子的美貌么？

　　美不是错误，美女亦无可指责。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不同的艺术门类，都不会忽视表现美女或以美女来表现，不会忽视“美女经济”。美女常常会是摇钱树，但很少是艺术自身。女子十二乐坊所选女孩儿，既是美女，又是在艺术上有专修专擅的美女，实非易易！问题在于：她们的“乐坊之路”通向哪里？是在演奏上更为精专? 还是在拿捏身姿、演练程式、宜嗔宜喜之同时，渐渐远离曾苦修的技艺和乐感？

　　就像时下美术界的一个流行词汇叫“读画”，我们对“看音乐会”也并无异议了。音乐从来都不排斥“看”，但就其艺术属性来讲，应是以“听”为第一位的。否则便不会有阿炳，不是吗？

　　三 又见跟风，又见仿冒

　　今年的“春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千手观音》一枝独秀，我就预先产生了对跟风和仿冒之作的恐惧，果然，各种各样的“千手观音”络绎而来，看得人大倒胃口。

　　令人同情的还有女子十二乐坊，声誉刚起，批评随起，诉讼亦纠缠不去，更可怕的是跟进者如雨后春笋，什么川版“女子十二乐坊”、“美丽音符女子乐团”、“民乐女子五人组”……共构成一时之盛。怎么办？我们看到老江湖的处变不惊，看到王晓京自己的当仁不让，先是从两院附中挑选了一些十三四岁女生组建“小女子十二乐坊”，又打出“半打玫瑰”，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想起“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被全国各剧种上演，当时叫“改编”或“移植”，字幕上要打上原创人员和首演院团的名字。而今连改编移植这样的字眼也懒得写了，模仿者往往有一百个理由，于是创新与仿作齐飞，西施为东施讪笑。于是市井上流行沾边就算、无理乱搅的准则，曾往牛津大学一游便可自诩博士，邀来几位会弹唱的老者更要号称“古乐”。艺术的仿冒与作伪相差无几，而对创意的仿冒、借创意去仿冒，都是当前的大弊。

　　我们今天怎么了？

　　中华民族所崇尚的艺术创造精神常常被遮蔽，浮嚣自大者熙熙攘攘，仿佛成了时代的骄子。艰难的创新不再为人赞美，跟风与仿冒也不再为人唾弃；一次次的评奖，无数个奖项，被自作聪明者故意混淆的名次，公然的交易与可笑的平衡，对新世纪的文艺繁荣已很难说是一种推动。然中国之大，总有踏实工作的人，总有优秀作品问世，总有能直指时弊的批评者，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已然涌腾，打假的呼声也从商界延展到文坛和乐坛。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较为澄澈的大文化格局早日形成。

　　四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制作

　　女子十二乐坊是时代的产物，是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弄潮儿。我还是比较佩服王晓京这位文化经纪公司的掌门人，他的敏锐、决断、投入，和他的文化营销能力，是女子十二乐坊一路走红的重要保障，也为艺术院团的发展提示了一条新路径。搞艺术是需要几分痴迷和献身精神的，搞艺术的营销尤其是这样。

　　进入新世纪以来，音乐界出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作品，女子十二乐坊应居其一。我们常说的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都可由女子十二乐坊的发展轨迹找到成例。她既刻意追求艺术上的特色，也时刻不忘对自己的宣传和包装，更重视票房和销售业绩。正由于此，女子十二乐坊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于乐坛，演向日本，演向美国，演向香港和台湾，都获得了美誉；并乘势杀向唱片业，以《魅力》、《辉煌》、《敦煌》在日本屡创佳绩，以《东方动力》连续11周登上美国的排行榜前列。我们一直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倡导要坚守我们的文化版图，扩大我们的文化影响，作为一家不要国家补贴的民营公司，王晓京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制作？

　　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时代应该留下什么样的音乐制作？

　　时代的也必将成为历史的。站在今天的认识和鉴赏高度上，如何认知传统和创新？如何对待经典和流行？如何既保持民乐之精髓神韵又张扬时代特色？如何在艺术大制作中贯穿人文精神的传承？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女子十二乐坊之所以为人诟病，原因或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