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大众歌曲创作，其本质就是某一方面社会情感的音符化“锁定”。音乐创作，歌曲创作，要么就是音符游戏，要么就是用音符来表达情感，表达词曲作者对社会的感受。而作者的感受更代表着大众的心迹。上述的歌曲，就是二战时期苏联的词曲作者们，面对侵略战争残酷的现实，带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来寻求感觉的。这种情感，不只是基于祖国的壮美江山，更重要的是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在邪恶与贪婪面前的大无畏正气。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音乐或歌曲，这门有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艺术，在一定的自身技术基础条件下，只有用最充沛的情绪状态、最真挚的情感状态从事创作，才能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

　　这些歌曲是如此优秀，这些歌曲是如此地令人感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创作者的“有感而发”，带着真情实感有感而发，带着情真意切有感而发，带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祖国、对亲人高度的关爱与热情有感而发。当这种情感被“锁定”进你的音符里以后，它就是一束永不消逝的精神冲击波，它就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它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情感丰满、结构完美而社会有口皆碑的大众歌曲作品。

　　其二，在战争时期，在持正义的战争的这一方，音乐家们的音乐生产，是最辉煌、最壮丽的音乐生产。也许，起码在这近二三百年的人类社会进程中，音乐历史表现出了这个规律。前苏联在二战时期的歌曲生产成就，以及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生产成就，将成为音乐历史中一块永恒的艺术丰碑。这是因为，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中国的文评古语“悲愤出诗人”，不仅适用于文学，同样适用于音乐和其它门类的艺术。这是因为，亲人和朋友间的生离死别、人类生存的土地上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种谁也不愿意见到的社会生活“丑”，将最大限度地调动艺术家在悲愤中对社会生活“美”追求的动力和智慧。而只有在这个时刻，艺术传播、接受双方的心理距离最短。在音乐中，音乐生产更具目的性，音乐家和社会听众更容易心心相印。

　　在二战时期，这些大众音乐作品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作曲家顺应时代潮流、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作曲家在从事音乐生产时刻，不是迎合民众消极的精神情绪，而是主动地发现、满足、引导、激发民众积极的精神需求和大无畏的精神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音乐和歌曲已成为打击德国法西斯的“隐形武器”。因为40年代的苏联人需要这种“武器”：脍炙人口的卫国战争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是游击队司令部用电报的形式向上级和作曲家发出创作要求，在此以后用飞机空运方式向阵地送去的。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战士们哪怕从电话筒里能听到歌唱家的歌声，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精神激励；而苏联作曲家肖斯塔柯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七交响曲），也是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人面对饥饿、死亡而英勇奋斗的革命正气中完成的。

　　其三，歌曲创作的真情实感，是涵盖、面向一切现实生活的。在大众音乐领域中，无论是颂歌、情歌，无论是军旅歌曲或革命歌曲，或是流行歌曲，只有进入真情实感的崇高境界，创作的成功概率才会很高，并会得到时间和空间的首肯、社会的首肯。在大众音乐文化系统中，在当代的传媒王国里，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话在今天更有其深刻的道理。

　　在今天，特别是随着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中，在歌舞升平的娱乐文化里，在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时，尽管那种在战争年代因基本相似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而决定的相对单一的题材、内容和形式的音乐生产在此间也就不复存在，尽管较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方式和经历，决定了社会中的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状态，但是，歌曲创作仍然要强调真情实感。也许，回顾前苏联二战时期的歌曲创作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大众歌曲创作，仍然带来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