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从德彪西到勋伯格，从“块状和弦”、“网状和声”，到“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作曲方法”等等，音乐界早已完成了现代主义（modernisme）音乐在技术、形式等方面的革命。应该说，肖斯塔科维奇对此是不陌生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列宁格勒交响曲》中，肖的着眼点也还不是表现形式上的革新，而是尽量在传统框架内融入新的问题，新的思想。在此之后，由于旧有形式再也无法容纳更新的思想内容，至1953年创作《第十交响曲》、1959年创作《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完成了传统音乐语言到现代音乐语言的递变，在20世纪普遍的躁动、压抑、异化、内省、反思之中，保持了一个音乐界“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 engagés）”的姿态，使得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音乐世界几乎可命名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应该说：“二战”催生出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而《列宁格勒交响曲》到《第十交响曲》的发展演变过程，说明现代主义艺术的所有的形式上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它的精神特质——“介入社会”——进行的。

　　在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阵营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最为严峻：不单领土有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自1644年以来，中华民族已经在生产技术、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落后于欧美各国了。如果说，西欧人要完成的是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则中国距离初级的工业化社会尚很遥远。其他国家在救亡的同时已着手于发展，我们则是救亡运动中必须分出相当大的精力去补初级的现代文明启蒙课程。表现在音乐上，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或优美或雄浑的独唱、独奏作品，但在处理大型作品方面，我们首先就不具备交响性的思维观念。因此，在那时的音乐界，同样面临着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双重任务，特别是进入抗战时期，其他一切工作都只能围绕着救亡主题来进行。

　　实际上，那个时候有些作曲家在音乐才华、音乐技法方面并不弱于冼星海，如江文也先生就于1940年完成了技法很纯熟的管弦乐作品《孔庙大成乐章》。但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危机中，这个作品恰恰因为忽略了救亡这个首要职责，使得其音乐启蒙功能也大打折扣。

　　大概没有什么人否认冼星海作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宣传、鼓动作用，也不大会有人把这部作品与现代主义音乐相联系，尽管大家知道冼星海留学法国期间曾接触过比较前卫的作曲技法。由于《黄河大合唱》整部作品大量吸收中国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由于其中《保卫黄河》的“轮唱”（作曲家自己称为“卡农唱”）成为日后群众性歌咏比赛的主要形式之一，故称其为“通俗性音乐作品”也不无道理。不过，在国民音乐水准尚难于接受更复杂的无标题交响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冼星海这样立足于救亡，立足于作品的大众化的音乐家。《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在鼓舞军民斗志的同时，很成功地借助“大合唱”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把现代音乐的基本概念输入到了音乐语言落后世界二百年的中国。

　　笔者曾遇到一位从事文化比较史研究的法国学者，他很认真地称《黄河大合唱》为“中国现代主义音乐的开山之作”。他特意强调他的措辞是“现代主义（modernisme）”，而不是“现代（moderne）”。他的理由如下：

　　《黄河大合唱》所采用的大合唱形式，即康塔塔（意大利文cantata），是与交响曲等同样高级的音乐形式，不能简单理解为狭义的通俗音乐载体。事实上，现代主义音乐先驱勋伯格早在1911年就已经利用这种形式完成了很具现代感的作品《古雷之歌》，而且，也在音乐中加入了非音乐性质的朗诵；

　　《黄河大合唱》很成功地使用印象派音乐技法，取得了很出色的艺术效果。特别是第四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汉语诗朗诵所展示的汉语独特的抑扬顿挫与民间乐器三弦与印象派的背景音乐的奇妙结合，确实构成了德彪西式的多层次重叠的和声画面，其震撼力丝毫不弱于勋伯格于1947年所作康塔塔《一个华沙的幸存者》。

　　更为重要的一点：印象派音乐家们一般都具备很高超的技法，但往往会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陷阱，而这部堪称民族史诗的作品，则直接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以音乐传播着人道主义精神。现代主义艺术不是形式与技法的艺术，而是观念的艺术。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尽管与《列宁格勒交响曲》相比，《黄河大合唱》在技法上尚嫌粗糙，但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我们在冼星海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音乐家具有现代气质的一面：有直面严酷现实的勇气；有民族的苦难感、使命感；对未来保持了执着的希望，也保持了清醒的忧患意识。惟因如此，《黄河大合唱》第六乐章《河边对口曲》、第七乐章《黄河怨》控诉着日寇的罪行，也记录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历程；第四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以饱满的热情赞美黄河，也记录了黄河泛滥的历史事件。

　　与同时期的抗战歌曲相比，也与冼星海本人的其他作品相比，《黄河大合唱》最鲜明地承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今天，在我们隆重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却很少能够再听到如《黄河大合唱》那样有大力度、大气势的音乐作品。我们似乎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在知识储备、物质条件等均优于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人文精神反而丢掉了某些更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