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思念冬天里的那把火，就像思念青春期萌芽时代的偶像，就像思念黑发碧眼玉树临风的费翔，就像思念电视屏幕上中央台灯火辉煌的一号演播大厅，就像思念北京还能放鞭炮的日子里度过的每一个春节，以及那些欢歌笑语的春节联欢晚会。

　　当思念变成一种记忆，当记忆化作一个泡沫，当泡沫五彩斑斓地在眼前破灭，当44岁的费翔留着长发不甘示弱地回台湾老家，跟周杰伦抢地盘开个唱，当春节联欢晚会像中超足球联赛一样，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也越来越受到质疑的话题，你会情不自禁地思念渐渐逝去的八零年代，那个白衣胜雪的安静而纯粹的年代。

　　还记得1983年吧，那一年里发生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事件。那一年高位截瘫但身残志坚的海迪姐姐成了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那一年台湾陆军航空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机起义回到祖国大陆，那一年朱建华跃过了2米37的高度，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也就是在那一年，黄一鹤和邓在军在中央台旧址那个简陋的600平米演播厅里，操办了一台主题为全民喜迎新春的电视晚会。

　　马季叫卖“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李谷一演唱情意绵绵的《乡恋》，刘晓庆对着摄像机向远方的父母拜年，第一次实况转播，第一次热线电话现场点播，第一次家家户户围着黑白电视机过年，节目精彩而真诚，气氛热烈而温暖，据说当时现场的4部直拨电话都被打爆了，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得发烫，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人会预料，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中国人除旧迎新的贺岁仪式，此后的20年里再没间断过，在包饺子，吃年夜饭，发压岁钱，穿新衣服之外，我们在除夕那个狂欢之夜又有了新的期待，新的选择，和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的民俗。

　　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之后我们反而更有理由怀念八零年代的春晚。有太多的欢乐和感动留在那些远不如今天奢华的舞台上。

　　那些欢乐是真实的，笑也全都发自内心，不需要现场导播卖力的煽乎和鼓噪，在陈佩斯和朱时茂《吃面条》，烤《羊肉串》的时候，在姜昆绘声绘色地跟唐杰忠讲《虎口遐思》的时候，在牛群教李立山怎么《巧立名目》打报告，“领导，冒号”的时候，在赵丽蓉拉着侯跃文在《英雄母亲的一天》里，跳“探戈探戈趟着趟着走”的时候，不仅仅是欢乐，还有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和温暖，不知不觉地进入春节喜气祥和举国同庆的氛围中；那些歌声也同样温暖，《我的中国心》，《血染的风采》，《分手时再敬一个军礼》，《爱的奉献》，几乎每台晚会都诞生一个经典歌曲，它脍炙人口，它家喻户晓，并且至今仍为人津津乐唱。

　　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之后很多城市里都听不见鞭炮声了，20年之后年轻人选择在迪厅里狂欢守岁，亲朋好友聚到酒楼的包间吃年夜饭，或者干脆直接飞到热带小岛享受海滨沙滩，但是春晚依然在继续，依然还有数以亿万计的家庭在等待和期盼，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

　　2003年第1期《读书》上有篇文章这么解读：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依然是一个众语喧哗的公共事件，无论是夸它还是骂它，在各类网上和网下的媒体上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焦点，而春晚播出的这20年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20年，在我们的眼前，在当今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它花枝招展，年复一年。

　　然而年复一年的春晚似乎只剩下一身花枝招展的美丽外衣了，其实谁心里都清楚，只是不愿捅破那层窗户纸，因为实在记不起那些晚会上都演了些什么，只记得乱哄哄亮闪闪的一片，只记得每隔一个时段都会冒出驻柬埔寨刚果赞比亚哥斯达黎加的使领馆同志的问候，夹杂其间尽可能不显得突出和别有用心的名企广告，十二点钟声敲响时主持人歇斯底里地喊口号似地喊出新春祝福，一片混乱中，依稀仿佛还会记得倪萍阿姨那一脸纯真善良苍老谦和的激动表情，本山大叔前腿弓，后腿绷，带着伪农民的质朴和狡猾，操着一口铁岭的东北方言说：耶，恭喜你，答对了！

　　满舞台都是闪得人眼晕的激光灯，还有不时穿得像红黄绿交通灯一样面目模糊的伴舞演员，特别亢奋地跳跃穿梭在每一位歌星的身前身后，舞台底下是已经坐了四个多小时不能动弹却还硬作出欢欣鼓舞状的无辜观众，还有镜头背后那些血脉贲张煞有介事的现场导演，任谁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春节联欢晚会正在一步步地远离春节联欢的那个初衷，远离1983年春晚诞生时“亲朋好友齐相聚”的那种轻松随意、朴素而亲切的茶话会的形态，如同6666元一盒的中秋月饼，8888元一顿的年夜饭，当它端上桌的时候，传统节日的味道就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连一向处世谨慎低调的冯骥才老师都忍不住站出来说：春节晚会成了跛足的民俗。

　　好在消费时代早就已经把我们训练得见怪不怪了，即使是中央台在CBD黄金地段盖的那栋报价100个亿的大楼也吓不倒我们，单单看人家2002年春晚的广告收入就高达上亿元，每秒开价都在20万上下，2003年更涨到了每秒30万，广告时间也增加了40秒，到2004年文清和赵宝乐像小木偶似地播报企业祝福时，我们心里那小算盘也噼哩啪啦地拨弄起来了，这样一台4个小时的晚会的进帐怎么也抵得上一个大型企业一年的利润吧，果真如此，春晚当然不会再是一台普通意义上的节日晚会了，它已经成了一个耗费20年时间打造的名牌文化产品，一笔不可估算的巨额无形资产。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在春节联欢晚会所造成的经济效益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不仅没有相应地扩大，反而逐年地消退，甚至落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网上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大张旗鼓地讨论“有没有必要将春晚进行到底”了吗？

　　反对的声音背后其实是一种累积了若干年的失望情绪。一面是传说中耗资巨大的晚会开销，一面是乏善可陈的节目内容，比较克制的批评是：“越可能造成冷场的节目越需要鼓掌的声音大。对晚会的修辞效果的沉迷必然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倾向抬头——要说的话越来越少，相反对说话的方式越来越注重，豪华的包装已经成为春节晚会的标志性特征而电视的即时传播功能也被作为一种新的修辞格运用于晚会。所谓的外景地直播，异地互传，设立分会场之类的节目，除了可以炫耀电视技术以制造其实毫无悬念的惊奇效果之外，究其实质，优质传媒所展示的并非日常化平民化的春节实况，而是精心策划的，只在镜头前存在的，旨在演绎某一抽象观念的人工场景。

　　“形式与内容的倒置使得重温黑格尔的如下忠告变得必要：在我们德国，歌剧已经变成一种炫耀奢华的玩意，其中一些附属品如舞台装饰的辉煌，服装的艳丽，全班合唱队及其组合图案都已变成占优势的独立因素，喧宾夺主了。……这些感性方面的富丽堂皇当然往往是已经到来的真正艺术衰颓的标志，同时这也适合它所反映的内容，特别是凭巧智拼凑起来的神奇荒诞的童话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