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9日，当雅典奥运圣火在北京街头传递时，或许是巧合，同样讲述希腊故事取材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美国电影《特洛伊》在同一天首映于北京。2004作为雅典的文化年，不仅迎来世界博览会的盛事，更迎来发端于古希腊宙斯祭典阔别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挟裹着圣火之风参加欧洲杯的希腊足球队奇迹般地获得欧洲杯冠军，创造了又一个现代神话。相比之下，《特洛伊》就没那么运气了，不仅在雅典的首映落寞之极，在圣火相传激情澎湃的北京也出人意料的冷清，反差之大令人错愕。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特洛伊》已掀起好莱坞2004年“史诗电影” 的热潮。

　　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有不同版本的艺术表现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15年的古希腊戏剧《特洛伊的女人》。现身银幕与电影结缘有80年的历史，1924年，德国导演曼弗雷德·诺亚的《海伦》是第一部关于特洛伊的电影，曾执导过《音乐之声 》、《西区故事》的罗伯特·怀斯早在1956年拍摄的《木马屠城》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史诗题材电影，1962年出现的《特洛伊木马》和《特洛伊的最后辉煌》都是由斯蒂文·瑞文斯主演，不过都是“偶像—肌肉电影”， 2003年，由约翰·肯特·哈瑞森执导的《新木马屠城》被评论视为“令人沮丧的肥皂剧”，再加上《指环王3》和《黑客帝国》的凌厉攻势，它基本上没有抬头的机会，不声不响地捱过了2003年。

　　史诗电影的定义非常广泛，最早脱胎于一种诗体的含义，它强调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是通过不同方面、不同事件、完整的人物性格的描绘映射出来的，而这些性格则是在表现生活过程的复杂形式时通过铺展情节实现的，作品反映生活过程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到情节结构的复杂性，或者把注意力圈定在人们生活有限的范围内，集中在所描写性格的一个事件上，如《耶稣受难记》；或者勾画主人公相对完整的生活道路，如《勇敢的心》；或者将壮阔的生活层面细致展现，赋予人的性格和命运复杂多样的含义，更好地折射历史的厚重感，如《角斗士》。从广义讲，“它的中心是艺术家对人的个人命运以及个人同人民的关系的理解、对历史过程的实质的深刻认识。”

　　①所以，内容“照例都充满了英雄的激情”，所涉及的事件中的个人、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史诗电影往往与各种类型片重叠，包括服装戏剧、历史戏剧、战争片、科幻片、西部片甚至探险片等；它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跨度大，涵盖远古、圣经时代、中世纪、近现代历史；题材除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战争、不同时期的英雄人物或名人传记这些实实在在的素材以外，还有神话、传说、科幻、魔幻事件等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奇葩。

　　美国史诗电影的发展，既形象地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历程，又勾勒出美国关于“英雄”的梦想史，所有的美国史诗电影都在讲述一个主题：“拯救”，这当然与美国的文化思潮和审美取向密切相关。

　　美国史诗电影最早滥觞于电影的开山鼻祖D· W·格里菲斯，他1914年拍摄的《Judith of Bethulia》取材于圣经故事，讲述了亚述人围攻犹太人城市 Bethulia长达40天的故事，壮观的场面在当时备受瞩目。1915年他拍摄了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再现了美国内战期间林肯的被杀和两个家庭的命运，1916年的《党同伐异》更加气势磅礴，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特大场景。

　　承前启后者是横跨无声和有声电影时期，以拍摄千军万马的大型史诗片著称的西席·地密尔，1923年，他拍摄的《十诫》首次展现了红海分开的壮观景象，1927年的《万王之王》取材于圣经中耶稣的故事。三、四十年代，米高梅推出的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叛舰喋血记》（1936）和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大地》（1937），劳伦斯·奥利弗制片、导演、主演的《亨利五世》，以及大卫·塞尔兹尼克的《乱世佳人》 （1939）是当时史诗电影的典范。美国早期的史诗电影为好莱坞贡献了经典之作，但“一般是某些独立制片人的膨胀自我的孤立的代表作”。

　　②五、六十年代，为了跟电视争夺观众，好莱坞诚惶诚恐地建了许多宽银幕影院，但片源不足，于是视线再次落在《圣经》上，从1953年亨利·考斯特拍摄第一部西尼马斯科普式宽银幕立体声电影（Cinema Scope）《圣袍千秋》开始，到1954年福克斯推出《出埃及记》终。这一时期，古罗马题材成为好莱坞的最爱，大场面、奢华的布景、华丽的服装、激越的音乐一时蔚然，但佳作仍在少数，西席·地密尔重拍了他的旧片《十诫》，结果，好莱坞首次以1350万美元的投入获得4300万美元的回报。1959年，米高梅几乎倾家荡产地出品了由威廉·韦勒导演的影片《宾虚》，片中的群众演员多达8000多人，使用场地18英亩，这在电影史上首属一指，那场著名的宾虚和梅塞拉之间双轮四套马车比赛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500万美金的的投资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还意外地捧回了11个奥斯卡小金人，名垂影史。1960 年，库布里克拍摄了那部影史上著名的古罗马奴隶起义的史诗片《斯巴达克斯》。好莱坞在这一时期乘胜拍摄了其他题材的史诗巨片，改编自凡尔纳小说的《八十日环游世界》（1956）明星云集，豪华之旅激动人心。改编自文学名著的史诗片《战争与和平》（1956）和《万世英雄》（1961）相继出现。1962年拍摄的战争史诗片《最长的一日》是以传统手法表现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盖棺之作。尝到甜头的好莱坞继续大笔投资，大卫·里恩的力作《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和《日瓦戈医生》（1965）相继问世，均取得不错的票房。相比之下，重拍的《叛舰喋血记》（1962）和《万世英雄》就不那么运气了，连成本都未收回。 最为惨烈的当属1964年的《埃及艳后》，这部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投资4400万美金、历时4年拍摄的描写埃及皇后克丽奥佩特拉和凯撒大帝及安东尼艳史的影片几乎让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破产，束之高阁10年之久，至今未收回成本，近年，该片的完整版影碟已发行。

　　70年代后，好莱坞电影开始立足于现实生活，着眼于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和矛盾，古罗马题材的史诗片几乎绝迹，直到世纪末才出现了动画片《埃及王子》（1988）和《角斗士》（2000）。倒是战争史诗片出现了不少经典之作，《巴顿将军》（1970）、《虎！虎！虎！》（1970，美日合拍）、《中途岛战役》（1976）、《遥 远的桥》（1977，美英合拍）、《现代启示录》（1979）和《生逢7月4日》（1989）。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末 出现了电影史上开辟电影高科技时代的太空史诗片系列《星球大战》，该片以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出一个 虚幻的太空历险世界，丰富了科幻片的表现手段。

　　90年代至今，出现了取材于真实历史的不同类 型的史诗片：《与狼共舞》（1990）、《刺杀肯尼迪》（1991）、《辛德勒的名单》（1993）、《勇敢的心》（1995）、由小说改编的《英国病人》（1996）、《泰坦尼克号》（1997）、《拯救大兵瑞恩》（1998）、《细细的 红线》（1998）、《珍珠港》（2001）、《黑鹰坠落》（2001 ）、《我们是战士》（2001）、《风语者》（2002）、《冷山》 （2003）等。如果说，70年代后出现的表现历史或英雄主义的不少大制作已开始注重理性的思考，着力对主人公进行心理描写，反思多过动作、场面的铺陈，那么，进入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解体等因素，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渐浓，美国战争史诗片的反思时代终结了，新的英雄主义高潮来临。其所有的史诗电影都在强调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手足情深，而取自古代题材的2004年的热门史诗片则礼赞古罗马帝国至高无上的阳刚之气和使命感、中世纪的阴暗神秘和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的救世主姿态，有意无意地宣扬了美国的帝国美学，达到其文化渗透的意图。

　　从历史乃至近年来的“史诗片热”，可以看出好莱坞的史诗片的五个特点：

　　一．好莱坞的史诗电影延续着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风格：描述人类在危机即将到来时的内心戏较少，反而多是动作戏；人类之间的深层关系和抗争精神的挖掘常常不够深刻，这两方面决定了好莱坞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特点。就像爱情是古往今来文学艺术作品中永恒的母题一样，“英雄情结”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生产与消费的绝对主体，英雄经验在无数摹本中从方方面面不断地累积，建构了好莱坞电影美学中英雄的价值观，英雄叙事因而成为好莱坞的经典叙事，由此，好莱坞的史诗片通常采取神性化的英雄叙事策略，而非人性化的剖析，好莱坞已经完全摸透了后现代消费时代中观众观影消费的心理轨迹，于是，观看史诗电影成为一场消费英雄的盛宴，同爆米花式的影片不同，它能振奋心灵鼓舞心智，让观众为英雄豪情尽洒热泪。

　　尽管德裔导演沃尔夫冈·彼德森的初衷是把《特洛伊》打造成一部集历史、战争、爱情、动作为一体的史诗巨片，但事与愿违，《特洛伊》充其量是一部典型的动作片，既没有作为人类对自身关照的希腊诸神的风采，又没有在主人公性格和命运的对抗中呈现出丰富的人性镜像，希腊神话的高贵气质和古典情操堕落为浅薄的宿命轮回，在史诗奢华外衣的包裹下展露的是阴暗的灵魂悲剧。以理性思辨和智慧为荣的古希腊史诗中弥漫的荒凉、无奈和历史的凝重感在片中消失殆尽，但如果你没有看过那部伟大的《荷马史诗》或者干脆不做联想，《特洛伊》勉强可看，因为它并不缺少冷兵器时代的战场、气势恢宏的厮杀场面、让人热血沸腾的特效、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因贫血而苍白的理想化爱情，如此而已。至于源于希腊文gēros的“英雄”含义，早已内涵尽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并非任何个人勇敢的表现都是英雄的起因，而只有那种为服务于人民、先进阶级的利益和人道主义观念的高尚目标所证实的东西，才是英雄的起因。” 　　

　　③不知道如果荷马还活着，会不会控诉沃尔夫冈·彼德森。其实，《特洛伊》恰恰败在对“英雄”的极端理解和诠释。

　　二．出于商业考虑，好莱坞史诗电影追求壮观的视觉奇观，强化爱情描写。英雄和爱情的整合是好莱坞电影美学中程式化的文化语境，尽管如此，分寸拿捏的好坏也常常决定了影片优劣。《英国病人》和《冷山》是自《日瓦戈医生》以来对爱情与战争描写最浪漫也最有心理深度的史诗片，许多好莱坞史诗片由于太过重视对爱情的渲染反而削弱了影片史诗的分量，就像《珍珠港》。爱情只可做史诗的“调味”，作为辅线烘托磅礴的主题，切不可喧宾夺主，人们可以为爱而战，但深层的动力则是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特洛伊》和《勇敢的心》、《角斗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堕落为一群凡人为了倾国倾城的美色挑起的血腥杀戮，现实主义的刀枪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情怀，而万人敬仰的英雄怎么可能没有神性的光辉呢？《勇敢的心》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对爱情的表现点到为止，决不滥情，无论是华莱士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与知己的“一夜情”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既表现了血性男儿的柔情似水，又烘托了英雄气概，对于英雄的成长做了完美的表述，尤其是华莱士临刑前喊出的“自由”，与人山人海观斩者口中鼎沸的“宽恕”字眼相比，简直气吞山河。《角斗士》所表现的主题的史诗性厚重而丰满，大小角色的情节设置都细致入微。马科西姆最终杀身成仁，把光荣、梦想和自由、民主留给了凯撒大帝铸就的罗马帝国。看完《勇敢的心》和《角斗士》，观众的脑海中浮现的是“英雄”，而《特洛伊》则是“浅薄”，经典的希腊式悲剧变得元神涣散，期待重现的希腊诸神面目模糊，毫无创新，说不出的失望，如果要说英雄，应该是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对于弟弟、妻儿和国家的那种义无反顾的爱：“敬你的神灵，爱你的女人，保卫你的国家”，令人动容的华彩乐章也仅仅是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国王普里阿默斯在爱子被阿基里斯杀死并用马车拖回军营后，毅然决然地身入险境，以“每一个战死的武士都应被 光荣地下葬”这一古希腊时代崇高的战争法则要求阿基里斯给于死者身后的尊严。从这些对比中浮出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史诗电影大有被票房法则和讨好的世俗哲学冲昏头脑逐步走向“媚俗”的倾向。观众需要的是心灵的享受，而非肌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