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赵本山征服了观众，倒莫如说是东北二人转打开了局面，从而促成了东北风味的喜剧小品开始全面占领了电视和舞台。不难看出，在风格独特的诸多东北喜剧小品中，从谋篇布局到刻画人物，从极具生活气息又引人发笑的人物语言到作品整体呈现的喜剧精神，都与二人转有着上承下袭的亲密血缘关系。我们不妨回味一下 《相亲》里面徐老蔫一出场就合辙押韵的台词，扯东扯西又句句有包袱的对话，还有载歌载舞的《红高粱 模特队》、《过河》等，透过语言层面的精彩，反观作品构思的新巧和表演的程式，最能体现直接借鉴于二 人转艺术的特殊魅力，那些通常是白话、俗话、家常话的台词组合，却往往最能勾魂扎心，恰恰是外表的 朴素，满含着内里的“俏皮和嘎拗”，令人过耳不忘，由不得你不击节赞赏。 如果说在这些东北风味的喜剧小品中，演员所表现出的非凡的语言功力一半还来自于作者提供的优 秀文本的话，那么，直观呈现给观众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就主要依赖于这些自幼浸染熏陶在二人转艺 术中的演员，长期形成的不可多得的艺术悟性和驾轻就熟的表演功力了。正是二人转的丰富营养，提供给 了作者和演员取之不尽的艺术灵感，也奉献给观众无数欢笑的瞬间。因此，所有这些已经成名并且跨入明 星级行列的东北籍演员，常常由衷地感慨二人转艺术对自己的重要意义，相信绝非套话、虚话吧。

　　二人转名声响了，声誉降了现如今，说到关于二人转的话题，恐怕最多的 就是它的“雅俗之争”。二人转本身是没有颜色的，要说有，那也是大红的扇子、大红的手帕，和扇子手帕下舞动着歌唱着的红男绿女。而自打赵本山提出 “绿色二人转”的口号，无形当中将二人转演出市场中存在的隐患揭露无疑。而2004年初央视喜剧小品 大奖赛颁奖晚会上出现的赵本山“炮轰央视”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将这一争论推向了高潮。但是，仅仅靠表面的“绿色”就能改变二人转的现状吗？ 以“土色土香，以俗见长”为特征的二人转艺术，历来就是俗文化的代表。而这里的“俗”，应是通俗、 民俗的俗，而绝非庸俗、低俗的俗。人们对今天二人转演出（主要集中在娱乐场所、光盘中）频繁出现的 “粉词脏口”的厌恶和否定，其实也不是新鲜事物。翻阅1959年和1964年由吉林省文化局编印的两本《二 人转问题讨论集》，就能发现，其中半数以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净化舞台、严肃台风以及廓清“说口”与 “脏口”的讨论。

　　二人转的说口是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憨朴哏俏的健康品质”，说到底 “是对演员素质要求极高的‘脱口秀’”；而后者的油腔滑调、猥形亵态、污言秽语绝对是应该摒弃的舞台 丑恶现象。不能不说，那些为了取悦部分观众，迎合低级趣味而出现的满台荤话脏口、穷耍恶逗，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二人转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反映出今天 的一些二人转演员的短视和贫乏。 作为从旧社会繁衍生息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 难免存在一些与今天所要弘扬的时代风貌不甚相符的不和谐音，但为什么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讨论过并有过 统一认识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思考的目光投向整个社会背 景和时人的整体心态。在演艺事业日渐步入市场化商业运作模式的今天，对于艺术品味的追求难道真的不 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吗？

　　如今，二人转的名声是响了，可声誉却降了，而一旦被认为缺了那些黄的、粉的、不着调的笑话就不是二人转了，将恶俗肉麻当有趣，岂不太辜负了这历经几代艺人艰苦磨砺而成的民 间智慧之结晶？ 俗与雅，本没有明显的界限之分，越是通俗易懂 的越是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大俗即大雅嘛。不过，假若俗得没了谱，失了分寸，难登大雅之堂为人诟病也 就在所难免了。

　　二人转与东北文化关于二人转的研究论著，目前所见的多为对其历史沿革的考证和艺术本体的探讨，另有不少散见于报刊的独立成章的篇目，集中研究的是二人转的艺术特点，颇多真知灼见，但基本侧重于专业角度，其理论建构的影响面明显不足。对于二人转的理论研究，既应结合舞台实践，更应具备相应的理论高度和广度。余秋雨曾有言：“我的《中国戏剧文化史》有缺漏，书中重点介绍的剧目历史上没演过几场，而像二人转这样天天都在生活中演的戏却无法出现在大学的讲台上，无法出现在任何文字本上，这对我们学者而言是个耻辱。”话虽说得有点邪乎，不过倒也确实说明现阶段对于二人转的理论研究，与其火热的演出现 状着实不相匹配。前一阵子，偶然读到东北女作家马 秋芬的一本书《到东北看二人转》（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9月版），值得一提。整部作品以“我”的个 人经历和观察视角作为贯穿线索，既有主观的回忆录式的叙事，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又有理性的学术分析 和客观的新闻纪实。

　　可以说，它既是关于二人转的大文化散文，也是一部以二人转为载体的东北地方文化史。无独有偶，另一位东北女作家素素的文化散文集《独语东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也曾以相当厚重而感性的文字记述了东北二人转的历史与命运。《移民者的歌谣》，笔端“既包含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眷恋和挚爱，又夹裹着某种历史的失意和怅惘，既体现出一种深情的体恤，又折射出某种婉转的对抗。”（洪治纲评语） 同样是用文学的视角，表现民间艺术与民族性格相生相融的际遇，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最代表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的二人转艺术上，恐怕并非偶然。这是她们对东北文化的诠释和构建，也说明二人转艺术的历史发展和艺术表现形式，确实是研究东北历史、社会和民俗的极为丰富的资源。

　　与此同时，研究东北民间文化对深入理解当下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大众价值观和审美口味也显得越发重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对于二人转的深入研究，也是对那些已经或正在发生流变的文化及艺术形式的重视和关注，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国外学者对我们的秧歌和二人转艺术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 被欣赏，即“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东北百姓的精神品质之中，并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和世界共通性。它乐曲的 ‘闹’，舞姿的‘浪’和语言的诙谐不羁，正是真实百姓赋予它朴素的灵性，是在白山黑水、大寒大暑里积 淀下的地域魅力。换一个国际的立足点来看，二人转不仅不土俗，它更带有一股民族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于渺）二人转曾是老百姓的书，一部《纲鉴》能从盘古 开天辟地起头，一直说唱到改革开放和当下的现实生活，简直就是一本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二人转艺人时刻喷涌的激情和即兴的抓哏逗乐，给观众带来的无穷乐趣，更是深深植根于那片盛产大豆、高粱的土壤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埋藏在东北人血液里的从容和豁达，泼辣和风趣。二人转艺术的命运和走向，值得我们始终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