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附近一个废弃的养鸭场的三个大厂房里，举办了一个总题为“阁”的当代艺术大展，共有三十九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约 数百余件作品参展。此地有良田百顷，鸭鹅戏水；风起，则得闻农家肥的气味；举目，则得见摩天大厦之 巍峨——好一似小儿时节所能想见之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暑热之中，身着各色衣裳之男女近千人于屋顶 薄且四窗紧闭且无空调、电扇之展厅济济一堂，又不免热汗淋漓而叫苦不迭而知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矣！ 此虽比不得在大酒店里喝咖啡来得惬意，却少有人提早离场，反倒时见某人在某件作品前长久驻步若 达摩面壁、若迦叶见世尊拈花示众而破颜微笑；或有三五子指点某作而歧见骤起，则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面红耳赤几欲拳脚相加，忽又经其中一人提醒以平等交流思想之现代文明原则，即刻又欢笑声中和好如初……

　　笔者跻身看客行列，觉作品之奇与观众之奇与场景之奇等等难得如此齐聚一堂，着实奇哉妙也！

　　其实，如果单看某一件作品，比之惯常所留下的新奇怪诞、飞扬跋扈的前卫艺术的总体印象来，此次大展并不那么张扬，倒是多了几分平和、凝重、乃至传统的氛围。

　　坚持架上油画的尹奇的“室内”、季胜利的”123” 等，让人想起苏拉吉（Pierre Soulages）对笔触的三度空间与“肌理效果”的探究，而苏拉吉或克莱因（Franz Kline）们，据说又是受到中国书法艺术影响的。

　　刘峰植的油画“肖像系列”如“杨卫”等，似乎 在技法和形式方面向传统回归的幅度更大些，其特点在于色调之简洁与对比之强烈，更在于捕捉人物内心世界之机敏，让人想起乌东（Jean-Antoine Houdon，1741—1828）对伏尔泰、卢梭等人物的精神气质的把握。不过，刘峰植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大师，而是芸芸众生中不同寻常的生存与思想状态。

　　展览中不见有国粹的笔墨作品。但是，师若的录像作品“平遥纪实”却很浓郁地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魅力的眷恋，以及传统生活氛围与现代生活节奏的不协调性，以及对未来社会生活模式的思考。

　　可称为“观念艺术家”的焦应奇先生，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执着。多年前，这位手上工夫相当出众的画家，忽然对古代画论中“意周笔不周”这一命 题有所感悟，遂扔下画笔，一心一意地阐发了一系列议论，就此形成了他的不见诸具体形式的“观念艺术”。此次他的参展作品是他近年来潜心创造的“新 汉字”系列。诸如杀字头＋人＋二女＝“美女害人法”等等，表达了艺术家对信仰危机、金钱至上、生态环 境恶化等文明异化现象的抗争，也似乎说明他的“观念艺术”越来越具备某种积极入世的艺术精神。

　　在行为艺术方面，宫林的录像作品“土”，是一件很有震撼力的力作。此作耗时数月，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一个浑身沾满了各类植物的与真人等大的冰人从矗立在某建筑工地，到融化、轰然倒塌，到生活垃圾被大地消解，到腐烂中重新孕育生机的全部过程，有 直面严酷现实的勇气，又不失其对未来的乐观、豁达。

　　此次展览内容之丰富，远非笔者走马观花式的匆匆浏览所能全面涵盖。但仅以上述六人为例，也略可见其内容之庞杂、形式之多变、与艺术见解之各不相同。而最为难得之处，也正在于他们能够彼此宽容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进而组成了一个当代艺术多元并存、兼容并蓄的整体面貌。

　　策展人杨卫先生以一个“阁”字作展览总题，寓 意“门户里面的各自为阵”，很形象，很恰当。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文化界权威的《精 神》（Esprit）杂志曾组织专题讨论，称当前西方的种种后现代艺术已经沦为一件“皇帝的新衣”了。其理 由是：西方一些艺术家往往留于形式上的变化，以掩饰其思想内涵的空洞无物。这一动态传到国内，很使一些人误以为现代主义发源地的法国也要向传统回归了，并由此进而抨击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种种前卫性的探索。其实，《精神》杂志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恰恰不是要向传统简单回归，而是要在后现代的基础上作更新的突破。

　　我猜想，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大概多数并不知 道也不留意这场境外的争论。经过“文革”后这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艺术家们已不再盲从于西方 或别的什么强势影响，而把关注点转向社会现实的和文化深层的问题。以此次艺术展为例，艺术形式上选 择什么形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艺术家围绕着当代中国的问题作脚踏实地的思考和探 索，从而避免了或徒具形式或表现力贫乏的弊病。

　　虽然不能说此次展览诞生了什么划时代的流派、大师，但说我们与《精神》杂志同样，为创立“后现代主义艺术之后”的新艺术做着不懈的努力，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