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没有看到镜子的功能，却看到了展柜的功能。据说这个寨子的组织结构很有意思，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寨佬和寨主。寨佬是寨子里年纪最大，威望最高的人，而寨主则是统管全寨所有事务性的人。但奇怪的是我们进入寨子以来并没有看到寨佬和寨主，按理他们是这里最高的行政长官，出于礼貌他们应该出来欢迎大家。而且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当地的民众才是这样文化的拥有者。应该由他们出来解释他们的文化。但在欢迎仪式上致辞的是地区领导，在博物馆工作和讲解的都是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当地人。

　　笔者问当地博物馆的馆长，那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里人都没有文化也不会讲普通话，所以他们见到陌生人根本无法开口。笔者又问，你们为什么不培养一些当地人，学习普通话，回答是：我们培养了，甚至让他们担任地区人大代表，还出访了挪威，但是我们培养了一个，就跑掉一个，这里太穷了，留不住人。

　　人穷了就自卑，就胆小，在村里笔者试图和当地居民们交谈，妇女们好像还好，还多少能应答笔者的一些问题，但男人们就太畏缩了。他们似乎有意尽量避开不和我们这些外来者搭话。但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外来者充满着感激和尊重，正是这些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没有建立生态博物馆之前，这个寨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一年只有三个月有粮食吃， 一个人的年收入才三、四百元人民币。但建成生态博物馆后，挪威政府和贵州省政府都投了不少钱，不仅 有了自来水，通了电，甚至开始有了电视机，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孩子们也都上了学，人均收入每年达到了一千多元。

　　看来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地的博物馆长告诉笔者，这个地方的人太穷了，所以人们急于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太穷了的地方是不会意识到文化的重要，生存比文化更急需。所以尽管有六枝原则，当有游客要购买当地文化遗产时，当地居民就毫不犹豫的卖出去。六枝原则中谈到，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保护文化，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看来生态博物馆在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却难以看到效果。听说，近几年村寨汉化得很快，平时已没有多少人穿民族服饰了，今天盛装而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客人们到来妆扮的。在原本自然的文化中出现了矫饰，出现了表演，这是所有旅游区的特点。

　　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当地村民代表发言的程序，在笔者的想象中，能代表当地村民讲话的，一定是寨子里最有能力，最有威望和最有号召力的人。谁知道，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却是一个矮小的十六岁的小姑娘，走上台，她照着稿子念了起来，满纸都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官话和套话，笔者想，这也许是谁，事先写好的稿子。

　　笔者不由的问坐在身边的一位当地的官员，为什么选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来当村民的代表，为什么不选一个成年人来？他反问道，你认为当地成年人说的话，下面的人听得懂吗？笔者说，我们既然可以为外国人做翻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为当地的村民代表请个翻译呢？他笑着说，即使他讲的话我们能听得懂，你认为他敢站在这个台上吗？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寨子门，又不认识字的人，他有勇气站在这里面对这么多的外国客人和领导讲话吗？

　　他的话太让人震撼了，是的，那些寨佬、寨主，在寨子里有威望的人们，他们能自如地在寨子里主事，有能力指挥和组织寨子里的一切工作，那是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系统中，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山村，熟悉的农活，熟悉的手艺，熟悉的人生礼仪，熟悉的传统习俗。但当他们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空间，面对一群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文化系统，他们确实会无可适从，确实会失去所有的勇气和自信。在这陌生的文化系统中，他甚至还不如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孩子。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们如何能承担得起解释自己文化和传承自己文化的权利和责任，他们如何才能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寨子里的主人，寨子里所有文化的拥有者。在彻底失语的状态下，他们根本不会看得起自己的文化，更不会去珍惜自己的文化，他们所希望做的一切就是如何去挣脱这一传统文化的枷锁，如何去学习一门全新的文化，如何去取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也许他的下一代会为此而努力的学习，他们不仅要学会汉文，还将要学会英文。但问题是，当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有了和外人平起平坐的自信，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时，他们传统的文化还复存在吗？到那时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当然，他们还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还可以举行传统的民间仪式，但他们的文化心理，他们的价值观、宇宙观，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谁能拥有文化的解释权？开会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在笔者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在这些苗族人的面前，笔者看到了一面反射自己文化的镜子。在能说英语的西方人面前，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人，同样常常会失语，尤其是当我们不能用很流利的英语在国际论坛上发言的时候。语言的障碍、经济的落后，很难让人有文化上的自信，包括自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与国际接轨，我们所有的理论体系，所有的专业术语，都需要纳入到国际的轨道。就连我们目前进行的建国以来的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口号中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在反复呼吁保护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其收效微乎其微。而如今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有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专著纷纷出版。但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用一个自己国家的专业术语来概括它？我们还有没有自己文化的原创力？

　　当然，这个问题也许谈得远了一点，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生态博物馆的问题。首先笔者想质疑的是：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西方文化观念的引进、文化精英的培训、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会不会使当地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保留来了，但其背后的意义世界却消失了。这种消失的结果是表面形式的文化多样性符号保留下来了，但在符号背后的人们内心的灵魂，即心灵中的最深刻的部分，也就是其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逐步的一体化。

　　另外，生态博物馆将如何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全球一体化的资本逻辑的入侵会不会改变它的文化本质。全球化时代是个无限商业策划的时代，这暗含着一个从征服物质到征服心灵的基本转向。商业通过把本来有特别风格的东西变成大批量产品从而消解其特殊魅力，即通过把一切东西变成大众产品而减少用知识无法控制的领域，知识与商业的结合使一切都变成商业策划。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地的民众通过现代教育，可能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知识，但知识的巨大成功并不代表着生活意义的建立，相反还可能代表着原有意义世界的消失。

　　这也许是一次更深刻的文化殖民，以往的殖民地是地理空间上的，而未来的殖民地却可能是文化心理上的，这种殖民不仅是一种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殖民，也包括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殖民。这就是一个谁拥有文化解释权的问题，以往的民众虽然是文化的弱势群体，但他们还掌管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地域性的文化体系，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文化的全部。即使未来的大众文化也不会属于大众，而是属于文化产业，属于商业化的符号经济。

　　也许笔者在这里提的问题过于尖锐，也许事实并没有笔者想的那么严重。而且作为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有权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他们也有权力接受更高的教育，他们还有权力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而且他们更需要有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国际的、政府的、文化精英的，甚至企业家们的。但这一切又必须是建立在不破坏他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如何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笔者在不断的思索，但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也许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本身是很好的，只是如何实施这些理念，还需要更深的理解。所有的理念都应该是开放的，都是可以不断修正的，都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多一些思考就会多有一些可能性，笔者最害怕看到的就是没有思考的一拥而上，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