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西影路70 号，踏入西部电影集团的主楼最先看到的是正中“美好的家园，辉煌的事业，幸福的人生”的口号，残存着国有企业特殊的气氛，而一转头就能看到一张张曾激动成千上万人的海报，《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顺着狭窄的楼梯旋转而上，来到第四层，历史陈列室的门“框当”开启，让人眼前发亮的是那一列一列上百个各式各样的奖杯——在最中心的位置是一座金熊——那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的柏林电影节大奖，同行的西影人一再想记者强调“这里摆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在47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里一共出产了近270部电影，获得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奖杯。

　　从正面看这座四层小楼有着光泽的流线型装饰，而绕到后面就会发现经历风雨的1958年老砖的底色。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西部电影集团，47年历史重叠在这座小楼里。或许65岁的吴天明是最有资格给我们讲述这座建筑历史的人，从1960年到1989年，他在这里工作了29年，其中6年是作为厂长，他的任内获得的奖杯占据了西影陈列室的主要位置，那些创作者在今天依旧是耀眼的阵容：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滕文骥、周晓文、何平······而到了1990年代，这些影视界的精英集中到了北京，他们开始利用海内外的民营资本拍摄影片，而西影和其他国有电影厂一样陷入困境，“改革”成为每一任厂长最常说的字眼。这不仅是一个电影厂的改变，还是一个国家的改变。

　　西影衰落了吗？

　　1980年代的辉煌和现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个变化是：1980年代各地的导演都是纷纷来到西安拍片，而到了1990年代不仅成名的第五代导演远离开了西部，西影厂的自己人也出门“北漂”，今天在电影界大名鼎鼎的顾长卫、滕文骥、黄建新、米家庆、何平都曾经是西影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北京。

　　现任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的孙毅安说，自己每次到北京的北太平庄附近——那是北京电影人最集中的区域，总是能碰见西影的人，“走着走着就是一个，随行的朋友还奇怪我怎么能认识这么多人”。孙毅安估计在北京的西影人有二三百之多，“当年在西影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技术骨干，现在多数都在北京发展，拍电影、电视、广告，什么都有，我在许多影视片的片头字幕都能看到熟悉的名字”。以编剧出名的孙毅安说自己1990年代初也曾经漂过一段，“在西影最困难的时候，招待所、摄影棚都人去楼空，各奔出路了”。

　　与此同时，最近十多年来西影拍摄的影片很少获得《老井》、《红高粱》那样的关注，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西影衰落的话题，但是孙毅安反对简单地说西影衰落了，“即使要说西影的衰落，也要看到国有电影厂都出现的困境，整个个电影环境都不景气。如果说1990年代初这些人开始北漂时还有些悲壮，那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新的社会环境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时代不同了，1980年代中国很多事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西影为代表的地方上松动了，当时的导演自然想去找西影厂长吴天明，但是当1990年代全面改革，市场化以后，北京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人才自然会向那里集中。这不是一个厂子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改变了”。

　　西影的著名编剧芦苇也表示今昔对比之下“西影的变化很正常，因为以前它是在那种体制下建立的，靠的是分配、国家计划、国有企业，现在当社会环境改变的，而本地的人才、制度跟不上，自然就会衰落，这其中你很难靠个人挽救什么。”

　　计划下的电影

　　追寻西影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因素交叠、冲突、解体和重生的时代背景。就像其他所有的工厂一样，这是一个根据中央指令建立的新的电影厂，从1955年就开始筹备，1958年8月23日在大雁塔东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方正式宣告成立。退休职工丁书信回忆说自己1959年初进厂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大片的麦子地、玉米地，刮起风来路上就成土飞扬，右边是还在建设的厂子，左边只有三座孤零零的家属楼。从事后勤的丁书信是在本地招收的工人，而负责创作和管理的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1960年进入西影的吴天明感受的则是一波波运动的影响，“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每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论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头有命令毫无列外的传达到职工，文化部每年都召开各种会议，这都对电影厂有直接的影响。”西影在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设者的题材之外拍摄的戏曲片受到欢迎，而文化部在1962年特别强调“注意题材比例，戏曲片不能过多”。但是最能代表他们水平的还是1963年根据《桃花扇》改编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在1964年这部片子遭到政治批判，文革中更被称为“反革命复辟的宣言”，导演孙敬因此蒙冤12年。

　　当时的体制压抑了几乎所有创作者的激情，和吴天明这样从厂内成长起来的人相比，那些从电影学院科班毕业分配来的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颜学恕、滕文骥、周晓文等等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接连的政治运动让他们没有拍片的机会，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释放能量。

　　第五代崛起的土壤

　　自称智商中等的吴天明1983年10月8日被陕西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他说早先自己正在外地拍外景，有朋友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厂里的领导没有一个打电话告诉自己这个消息——有些人无法接受他从一个导演“坐直升飞机”升到厂长位子。所以当他拍完回厂的时候，一位迎接的厂领导张口只说了一个字“吴——”就卡住了，“他觉得说天明不太尊敬，而说厂长吧又不情愿。”

　　1983年正是中国体制改革加速的一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吴天明能够被任命说明他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认可的人：他的父亲是陕西的革命老干部，曾经陪西影厂老厂长在文革中挨斗，而在业务上他也因为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和独立执导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引起关注。

　　第五代最初的冒头和西影没有多大关系，1981年广西电影制片长的张军钊已经先行一步，1984年他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和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相继面世。这些影片在电影观念的探索上引起电影界的热烈反响。正是此时，吴天明成为了西影的新厂长。吴天明自称当时还是个“愣头青”，不知道怎么“当官”，已故的小说家路遥教他 “开头一个月你不要说话，就是听他们说，让汇报的人从心理上产生压力，自然就会把你当厂长了”。所以他没有说，只是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听他们怎么讲。就这样听了一个月，然后他开了15分钟的全厂大会，这个爱骂人的新厂长镇住了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