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与历史拉开距离，人物各自的命运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去年4月初到8月拍完，《孔雀》，这部耗资1600万元的电影一直被人们谈论。今年10月底在电影学院放映了一场，看完后有人非常喜欢，也有人很不满意。出于商业发行等原因，原片由3个小时剪到现在的2小时20分钟左右，故事前后显得不平衡，姐姐的故事饱满而完整，弟弟却匆匆结束。不过即使认为《孔雀》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人，也承认影片中有非常多感人片断。

　　鹅之死

　　谈到《孔雀》，就必须提到编剧李樯和剧本。

　　在弟弟的眼里，父母忽略了自己，把心思放在有脑病的哥哥身上。他买了一包老鼠药，半夜起身偷偷放进哥哥床头的水杯里。姐姐看见了，把水倒在地上。爸爸也看见了，但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李樯的剧本是这样写——

　　一家五口吃着饭，气氛很压抑。

　　妈妈忽然起身，到鹅笼子边抓出一只鹅。

　　妈妈又回到桌边，一手揪着鹅，一手把自己的碗放到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纸包和姐弟俩买的鼠药一样。

　　一家人诧异地看着妈妈。

　　妈妈把药倒进碗里，搅拌几下，按着鹅让它吃下去。

　　鹅不一会儿挣扎起来，继而瘫软在地上不动了。

　　这家人都煞白脸看着这一幕。

　　妈妈盯着鹅不作声，眼泪下来。

　　弟弟起身进屋。

　　那只白色的鹅无力地摇着头，长颈折来折去终于死去，这段戏成了《孔雀》最震撼人的一段戏。它点题地写到了死亡。

　　写这段戏时是1999年年底冬天，李樯从北京回到安阳，跟70多岁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也不知道“鹅之死”这戏是如何写出来的。第二年生活居然模仿了这段戏。

　　李樯的哥哥，跟《孔雀》中的哥哥一样，在别人眼里都是异常的人。兄弟俩的感情很淡漠，但李樯的剧本写完后，哥哥主动提出到打字社把他的手稿打印出来。平时疏远的哥哥突然对他关心起来，李樯说那就要“成全的别人的好意”。

　　2000年的某一天，李樯的哥哥仰药自尽，喝的是老鼠药。有人说那天他哥哥下班的时候很正常，还跟人笑着打招呼，自行车后夹着菜;也有人看见他哥哥坐在马路边，在一根电线杆和垃圾箱之间，抽烟;后来有人目睹他哥哥倒在地上滚来滚去，以为不过是喝醉了——直到后来看到鼻子流血。

　　李樯不知道他哥哥当时在想什么，完全没有征兆，但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哥哥去世后，李樯回家父亲居然劝他“不要生气”，妈妈在看一本小说。后来父亲带着他去看哥哥，一路上都没什么异样，走到离太平间几十米的地方忽然父亲大哭起来，用手绢捂着脸，号啕大哭，像一个妇人一样。李樯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他吓坏了。

　　后来李樯说:“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对死亡是一种‘审美’”。这个道理也是妈妈要告诉弟弟的，死亡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彻底的中断，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

　　《孔雀》把时间放在1977年～1984年间的安阳，但是并不强调“这一个”城市如何，电影里的城市有中国中小城市的共性，一家五口人在“三个孩子青春最飘摇的一刹那”的故事其实也带有那个时代人共有的特征。

　　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弟弟——的故事构成三段式结构，纠缠在一起，“几个人在对方的故事中起死回生，两个人陪着另一个人再生活一遍”，弟弟和哥哥见证了姐姐参军无望结婚嫁人追逐梦想，弟弟和姐姐陪着哥哥被人欺负结婚成家，唯独弟弟差不多是孤独成长的，然后就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变化——若干年后他回家，成了一个“小老头”，带回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李樯认为《孔雀》是一个悲悯的故事——他在地铁里遇到过一位母亲，她提着点心盒子带着孩子去看奶奶，一手握着扶手，一边喝止孩子想吃点心的举动，母亲腋下的袖子脱线了。这一幕让李樯低下头，一路流泪。

　　降落伞

　　扮演妈妈的黄梅莹说:“我们这个年纪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她了解妈妈那种无奈和没有指望的生活。弟弟要毒死哥哥，这对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妈妈打击非常大，她“盯着鹅不作声，眼泪下来”不止因为孩子们做的事情，更为了自己的付出会变成虚无——如果哥哥真的被毒死。

　　何平曾经问顾长卫:“这个傻子你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傻子”就是冯瓅。为了扮演哥哥，冯瓅把自己吃到250斤。哥哥是父母的负担，过度占有父母的爱，但哥哥也有自己的逻辑，按冯瓅自己的理解就是:“哥哥会为了最简单的生存目的，去做一些外人看来可笑的事情，但在哥哥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他放弃了自我评价。”

　　有一场戏，剧本里是如此写的:

　　姐姐和弟弟蹲在一堆西红柿的两侧挑拣着。

　　姐姐挑着西红柿。她已经默默地哭着，泪水滔滔而下。

　　弟弟没有觉察，埋着头仔细地挑选着西红柿。

　　画面隐黑。

　　这场戏一共拍了六条。张静初认为姐姐这个角色让她一只脚迈进了表演的门槛。姐姐，小城的“异数”，李樯认为她非常牛，居然能掩耳盗铃过一辈子。张静初觉得这个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另一边挑西红柿的弟弟其实早就看透人生，以至于一夜之间变沧桑。

　　《孔雀》容易让看的人沉溺，沉溺于演员的表演，沉溺于细节，沉溺于往回看的伤感。沉溺之余，忘了历史在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影子。

　　把故事放在过去或者虚构当中，进而窝在个人小天地里，这样的电影往往有个定语“逃避”。一旦开始表现出“逃避”，就会有人开始催着:您谢幕吧。有人看过《孔雀》后说这部电影是第五代的终结，因为仍然看不到人物和历史的关系。

　　从1977年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这些在《孔雀》里几乎看不到，只能从砸煤球、做西红柿酱、“48条腿”等等细节体味时代感。这些细节非常容易让影片变成一本令人伤感怀旧的照相簿，最大的作用不过是记录容颜变迁。贾樟柯的《站台》就差点被细节淹没。《孔雀》得以跳脱出照相簿，是因为剧本里的人物时效性并不强，张静初说姐姐:“这个人物在任何时代都差不多。”

　　顾长卫有意把环境推得很淡，因为“人永远是这样的”，当年姐姐希望当空军，现在的人希望当太空英雄杨利伟。影片结尾处，姐姐再婚，跟丈夫抱着孩子，连同一大家子人去公园，每个人都在孔雀面前停一下，用各自手段催孔雀开屏。姐姐的女儿埋怨不肯开屏的孔雀是假的——顾长卫说谁能肯定这个孩子长大不会是另一个姐姐呢？如果与历史关系过于密切，那就很容易给人的命运找到理由，《孔雀》与历史拉开距离，人物各自的命运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宿命，但不伤感。《孔雀》中有诸多华彩片断:姐姐参军失败后，自己做了一个降落伞，绑在自行车后从大街上骑过。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受到置疑，顾长卫也并不认为那是一场写实的戏，而是写意。顾长卫尽量把影片拍得平淡和朴素。他说自己“这两年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也是个小人物”，也并不是“才华横溢，有创造性的人”。有人说《孔雀》最幸运的事情是遇到了一个老老实实的导演，对照剧本与成片，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误差非常小。

　　谈到《十面埋伏》，顾长卫说张艺谋确实作了很多探索，但他更喜欢《孔雀》，它符合他个人的口味:相对封闭的小城平静生活下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