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编导改造的女性“记忆”

　　在《芬妮的微笑》的上海记者见面会上，主演王志文对该片艺术质量的一番批评，立刻招致轩然大波。制片方以及导演都对王志文的不合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声言保持有必要的“追究”王志文言行的权利。王志文在中国演员中，向来以特立独行著称。没看过影片前，对他的“反常行为”我还多少有点持观望的态度，可看过影片后，我才觉得王志文所说的话并不过分。影片不仅在剧作上有很多的硬伤，导演方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导演对影片女性视角的解释颇为勉强不说，她是否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讲故事更是让人怀疑。

　　《芬妮的微笑》的导演胡玫是一位女性导演，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说她的电影就是女性电影。《芬妮的微笑》里，芬妮的主体一直是不明确的的，飘忽不定的，她为什么要跨越重洋嫁给一位中国男子？叙事上的依据很不充分。如果仅仅是归于男主人公外表马云龙英俊挺拔，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童话。芬妮对这个爱情连一丝的犹豫都没有，因为她要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和她所爱的男人结婚，而是要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男人，在他需要她的任何时候去承担所有的苦难。我们在影片中也看到了芬妮在文革期间去山上砍柴，去集市上出售自己的围巾，以及给在牛棚中的马云龙送饭的情节。我们是否能反过来想一想，假如影片中没有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发生，芬妮在叙事上的功能还是否存在？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将永远淹没？据说这部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我相信真人真事远比这部影片来得中肯和有意味。

　　一部为了爱情，或者说为了一段婚姻远嫁异国的影片，其中必定有很多难以言喻的辗转反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这样故事，澳大利亚影片《钢琴课》、香港影片《客途秋恨》和韩国影片《白兰》对女性都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关怀。芬妮原本有一段旅行的，她孤身一人从奥地利前往上海，她是怎样走过那几个月的旅程的，影片中没有一点点的交代。象这样缺失的内容还有很多，以致于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总是一个一个的结果，没有过程的呈现。应该说《芬妮的微笑》所选择的故事原本是大有作为的，可是编剧和导演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进入到芬妮的灵魂深处，对芬妮内心活动的刻画也显得相当粗疏。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影片当中还给两人安排了一场在战火下的教堂里进行的婚礼，让人立刻想到德国大导演法斯宾德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同样是对婚礼的处理，《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因为安排在影片的开头，立刻确定了影片的叙事基调。《芬妮的微笑》把这场婚礼安排在影片的中间来进行，显得特别的造作和突兀。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奥地利姑娘跟在警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邂逅并相爱，这样的跨国恋情在那样一个年代，是十分罕见的。影片花了不少笔墨来展现马云龙的乡亲和亲人见到黄头发蓝眼睛的芬妮的可笑反应，对芬妮的描写则更简单，她几乎成为一个被导演任意摆布的玩偶。来到中国后，芬妮开始从里到外的变化，她开始成为一个中国男人眼里的标准的中国媳妇，成为一个刘慧芳式的圣女，可怕的是这些原本来自男方马云龙家族的要求却被偷换为历史风云的塑造，历史永远不会开口说话，个人又是失语的，女性对男性社会秩序的臣服以一种感慨万千的追忆在《芬妮的微笑》中得以完成。

　　一名演员能够对自己主演的影片(王志文对自己的演技也进行了批评)进行客观的剖析，是相当不易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导演胡玫的辩驳，她认为自己的影片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故事的，所以与王志文对影片的想象有出入。胡玫的解释乍看颇有道理，然而看过《芬妮的微笑》之后，你会发现它恰恰是一部彻彻底底的男性视角的电影。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女性电影的反面——好莱坞电影/男性沙文主义电影是如何通过“银幕女神”的制造，强有力地支持男性社会的秩序，从早期的神秘女性葛丽泰-嘉宝到后来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无不是通过女性形象的制造，为男性秩序中的主体提供视觉快感。

　　《芬妮的微笑》以男性的视点来衡量和要求芬妮。这也难怪，拍过《雍正王朝》的导演对男性社会秩序是心领神会的。导演舍弃对芬妮的女性记忆的探寻，选择众多的历史事件来制造芬妮的生命跌宕，怎么可能顾及芬妮心灵深处的欢喜与哀伤？现在我看到的影片是一个经过编导改造过的记忆。这个记忆是谁的呢？是芬妮的？还是创作者臆造的？影片的英文名叫做《在桥的那一边》，在芬妮生命历程的那一边，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涂抹了这么多油彩的景色吗？芬妮在天有灵的话，真不知你应该微笑，还是应该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