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中如何培训包装双方各执一词

　　自2001年3月7日，严波与苏越公司签订“演艺代理合同”至2003年12月双方正式解约，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双方在合约履行的程度上，说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这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苏越公司是如何对严波进行培训包装的，双方更是各执一词。

　　严波告诉记者：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内，苏越公司只给严波安排了95个课时的学习机会，做过3次发型，买了一套服装，拍了一组照片，其他什么也没有做。而当初承诺的“专家授课”也并未达到，这95节课大部分都是请一些音乐院校的学生来教，而苏越本人则根本没有指点过他。

　　苏越公司对此的说法则大相径庭。苏越表示，公司给严波这几年间安排上了600多堂课，教他乐理的老师还曾做过黄格选专辑的制作人，授课老师基本上都是专家，没有一个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还说：“严波现在能写点曲，会点乐器，还能填点词，这是99堂课能学出来的吗？”除了课时问题，在其他问题上，双方叙述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对于之所以未能按照约定给严波出专辑，苏越解释为已经打算给他出了，但是严波在出专辑的前夕拒绝了。对此严波方面则表示，已经拖了两年多的时间，自己实在是不相信苏越的公司了，只想拿回当初交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苏越公司退还了严波培训费用50万元。同样，对于这50万元的性质，双方仍旧持不同态度。苏越公司表示：这50万元是因为严波家里出现困难，公司临时借给他的。而严波则表示：这50万元是作为培训费用退还给他的，他还说，苏越公司承诺他，剩下的70余万元的费用将接下来依次付清。然而，接下来就没有了下文，所以，不得已才将苏越及其公司诉至法庭。

　　记者采访过程中还了解到，苏越公司的艺人去年纷纷与他解约，对于这其中原因，苏越说：“去年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满天星计划’，因为我一直在歌手大奖赛做评委，大奖赛这个平台很好，我不希望得奖的演员流失。得奖的演员全要签下来，做成一个演出、出唱片都能的团队。但是这个计划遭遇了挫折，最近几次比赛都是这样，大部分获奖演员都去了军队，在整体运作上，我们这张牌就不能打了。”记者追问是不是因此他旗下歌手的计划才都流产了，苏越回答说：“对，因为我们想做成一种投资模式。不仅仅要唱歌，还要打造几个电视节目。最后很多演员都没有签下来，没有预料到。所以这个计划要转向了。我们是投资公司，不是制作公司，制作公司可能制作一部电视剧，做一个歌手，几年，5年都没有问题，但是投资公司不一样，他要求资金的回报非常快，讲究运营跟流水。”至于严波的情况，苏越坚持认为“这不一样，他是自己提出解约的。”

　　严波起诉双方均无意庭外和解只能对簿公堂

　　2004年10月9日，下午1点半，一身白衣、戴着墨镜的严波在两位委托代理人的陪同下走进法庭。相比之下，被告席上则显得有些冷清，苏越本人并没有参加诉讼，只有一位律师坐在那里。

　　在法庭上，严波的代理人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份几天前的某报纸，并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他称，在关于此案的一篇报道中，对于70多万元欠款，苏越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应当算是严波主动解约后付给公司的赔偿金，对这个说法严波一方难以接受。

　　严波的代理人认为，苏越曾经向严波作出的承诺基本上没有履行，全面违反合同约定：“既然严波没有任何过错，没有违约行为，那为什么要让严波为解约而支付赔偿金呢？”对此，苏越的律师称自己没有看到这篇报道，并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媒体报道不能算做证据。他同时还向法官指出，对于一场违约诉讼官司，当事人有没有过错并不在问题的焦点之列。最后，法官询问双方有无调解意向。当严波提出的“可以免除20万元作为培训费用，要求对方再还给自己50万”的主张被苏越方律师当即拒绝后，严波表示放弃调解。随后，法官宣布休庭。

　　2004年11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认为在庭审中，被告（苏越方）所持有的付款通知单可以证实原告（严波方）已从被告处获得50万元的解约费，现原告指认在双方协商解约事宜时，被告表示同意分期分批全额退还演艺制作费，但未能举证，故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要求被告返还演艺制作费培训费715400元及利息165422.73元、赔偿损失1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这样的结果，严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

　　2004年12月8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后，严波以及他的母亲朱金秀在北京亮马河大厦三层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朱金秀与儿子严波一起面对众多媒体。这对母子表示，要继续向法院提出上诉。

　　朱金秀接受采访时说，苏越说出的一些话对人伤害太大了，“他随意说，我们家严波高中都没毕业，现在我把严波的中专毕业证书带来了，让大家看看。还有他说我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北京请一顿饭就是几万块。我真想对他说，苏老师，你说话要凭良心，我请吃饭都是请谁吃，还不是请你们吃了吗？”朱金秀告诉记者，第一次她来北京带了3万元钱，结果请苏越以及苏越的一些朋友吃饭，他们找的高档地点，一顿饭就花了两万多。“这么几年下来，每次我来北京，都得请他吃饭，最便宜的一次也花了七八千，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会这样乱花钱吗？我们没说，他现在倒拿这个出来说。”朱金秀说，她在常州做的是汽配生意，几年前是挣了点钱，可因为严波签约这件事，家里的钱花完了，还负债60多万，这次打官司他们又花了10万，现在真的是负债累累。因为打官司，四处奔波，家里的生意也受到极大的影响。“我真的希望面对面和苏越谈谈，真的想说，苏老师，你说话应该凭良心。”

　　苏越反驳公司资金上亿，根本不在乎那几十万

　　紧接着，苏越在南京参加某个活动时，也公开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据《扬子晚报》报道，苏越说，他收下严波完全是碍于朋友的面子“当时觉得他身材个头还可以，声音还过得去，但完全没有任何乐理知识，音准、音高也不行。于是我们商量，先对他进行培训。”经过培训，严波的声音、乐理、形体、舞蹈等方面有了一定进步。苏越给严波的定位是阳光的“网络男孩”。但是后来苏越发现，严波的音准和音高一直存在问题，所以出专辑的事情暂时搁置。

　　“但严波家里提出，他已经唱得很好了，要赶紧出专辑。我签的一批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获奖选手都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后来非典期间，我创作了几首歌曲，安排他和其他签约歌手一起合唱，但录音时就他唱不准，其他歌手都对他意见很大，我们只好把他撤下来了，估计这件事情让他受打击了，一直闹着要出专辑。”同时。苏越还反驳了严波母亲在发布会上的说法：“她对媒体说她儿子大学毕业，其实严波连高中都没能毕业！她认为我说她儿子音准都找不准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我是他老师，老师说学生音不准侵犯了名誉权？说家里负债累累，其实他们在北京请一顿饭就要一万多块呢！”苏越还表示，作为一个音乐人，他希望年轻人能更扎实一点，把精力更多用在提高自己的音乐素质上，而不是急于成名。

　　苏越还对记者谈了他这几年淡出音乐圈的真正原因。

　　他说：“国内音乐市场不好，唱片工业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放弃。但我们不会永远放弃，我们可能会收购唱片公司，直接控股一个国内或者国外的唱片公司。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么多年的音乐。”苏越最后强调：“我们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金是1000万，但是你应该知道，资本金只是一个基本的数字，我们现在的资金流动量每年达到一到两个亿。所以我不可能像某些媒体说的那样‘诈骗包装费用’，我根本不在乎那几十万，但是，我要讲究的是一个公理。”“带资歌手”

　　这种现象在娱乐圈中相当普遍

　　上周二，记者在位于西二环附近的某宾馆再次见到了严波的母亲朱金秀女士，她为了儿子的事情在北京已经奔波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再次面对记者的她显得有些无奈，但是她仍旧表示要进行上诉。当记者问到如果上诉再次失败她将有何举动时，朱金秀表示：“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希望媒体能够来关注这个事情，至少从舆论上给严波一个公道。”事实上，像严波这样的情况在娱乐圈中绝不少见。

　　记者在采访一位熟悉圈中运作的人士时，他将此类歌手归纳为“带资歌手”。

　　他说：“我们可以把严波说成是带资歌手，目前这种情形在圈内很普遍，这是一种类似分工合作的东西，一些音乐制作人可能想要通过制作一些歌手获得利润，而一些歌手，或者想成为歌手的人在没有找到唱片公司这种途径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自己出钱来制作歌曲，出专辑，这个钱数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几万元，也有可能是几十万元。

　　像严波这样出到一百多万的还是不多见的。

　　‘带资歌手’与音乐制作人或者机构的合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的就是出一首单曲，有的则是拍一首MV，也有出一整张专辑的。当然，像严波这种全面包装，加上培训的也有。这种合作方式其实是很缺乏保障的，提前的合同即使签订得再详细，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在他看来，现在做这种歌手梦的年轻人很多，谁都想出专辑，想出名，但真正出来的就那么几个，但毕竟是双方都有需要，只能希望这样的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能够量力而行，签订合同的时候也要更加审慎一点。

　　■圈中说法

　　李海鹰（音乐制作人，曾创作《弯弯的月亮》、《走四方》等）

　　歌坛就是优胜劣汰

　　这种现象十年前就有，很正常。这些年来，有很多人找我，但是我自己做得比较少，当然如果有唱的不错，又具有一定潜质的，我会乐意制作的。至于影响或者是结果，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要看这个歌手本身。

　　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也很普遍，就像那些小制作的电影一样，我觉得也跟规范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歌坛就是一个优胜劣汰。而且这种情况也永远都不会消失。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消极或者积极的意义，它客观存在着就证明它是正常现象，而至于其中可能出现的什么纠纷或者其他的，我只能说因人而异了。

　　梁剑峰（音乐制作人，目前为女子十二乐坊制作人）

　　这东西缺乏一定的规范

　　这种歌手出钱找制作人给自己制作歌曲的现象在圈里很普遍。也有这样的年轻人找到我，而且不少，我一般会看一下对方的情况，然后单纯地做一两首单曲。但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歌手的成功率一般都很低，因为单纯的一两首歌曲没有办法完全体现一个制作人的想法，又没有什么后续的。

　　完全负责一个歌手的培训乃至包装的也有，但比较少，因为毕竟这方面还是唱片公司做得比较好。单个的制作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时间跟精力。

　　这个现象既然客观存在我觉得就不必要说是好还是不好，目前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这个东西缺乏一定的规范，我希望它能尽快地走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