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当然是这一年的有一天，是这一天上午，我在出门之前，照照穿衣镜，我看到镜子里的是另一个人。我眨眨眼睛，再一看，看到了自己的背影。这是错觉？这是幻觉？见鬼了。反正我当时是开始惊讶，并觉得好玩，但随即就害怕了。我以为我活见鬼了。我把这事说给一位有学问的孩子听，他言道：“哦，这是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现象之呈现。”而我情愿是活见鬼。因为活见鬼的人不多，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的作家，据说比比皆是。

　　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其实是社会、现实和艺术的双重性、多重性以及分裂。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是受到社会、现实和艺术的双重性、多重性以及分裂的压力、影响，它看似别无选择，但有时候也是一种策略。

　　魏晋时期的文人，身逢乱世，为了苟全性命，他们的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就是一种策略。身逢乱世的作家的人格，他的人格也乱些——双重、多重甚至分裂了。相比而言，盛世作家的人格，层次也就少些。但这只是个大致说法。李白大半生活在盛世，他的人格的双重性就一直很明显。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人格常常是双重性的：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达与退，就可看作是两种文化——儒与道——在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身上所进行的人格的分裂。所以“百家争鸣”最后真正意义上存在的只有这两家，因为它恰到好处地对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进行了分裂——反过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也就选择了这种分裂。说到底，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是文化的产物。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是对文化的选择。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人格大多是双重性、多重性甚至分裂的。周作人自称自己的身上，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如果把它看作为隐喻，也未尝不可——“绅士鬼”可以看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流氓鬼”可以看作为西方的新进思潮，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作家，就在这两个鬼影里被鬼迷心窍鬼使神差，玩着让我辈大感兴趣的鬼把戏。他们有时候左顾右盼，他们有时候左右为难，他们有时候左冲右撞，他们有时候左右逢源，他们人格的双重性与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的双重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性质不同。

　　人格都是双重性、多重性甚至分裂的，不仅仅是作家。好狗逼急了，也会咬人。咬人是一条狗的基本狗格，不咬人才使这狗格有了双重性。没有单一的人格，只有基本的人格。基本的色彩、因素、温度、湿度明显些强烈些，就错以为这人格是单一的。人格从来不是一格，它一直是格格，只是我们不入，所以多年以来也就搞不清它到底有几格。现代心理学入进了人格，多少像是考古行为，只是由于过份强调了它的发现，似乎是一件新产品了。好像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只有当代人有这一好，古代人就没有似的。所以没什么值得我们津津乐道的。现代心理学只是让我们另眼相看，原以为人格是铁板一块，想不到是只蜂窝。

　　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无非是通过文本打开的。但它也对作家的人格进行了打扮。我感兴趣的是人格的抄袭——一种抄袭了的人格。一个写作者会受到大师的作品的影响——也就是大师的人格的影响，这是很正常的。只是这种影响，使这个写作者信以为真了，他摹仿了里尔克，就自己信以为真为也是里尔克了；他摹仿了博尔赫斯，就自己信以为真为也是博尔赫斯了；他摹仿了“垮掉”，就自己信以为真为也是“垮掉”了；他摹仿了“愤青”，就自己信以为真为也是“愤青”了。于是，与其说是他摹仿了大师的作品，不如说是他抄袭了大师的人格。这就是说，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如果没有它的独特性，也就没多少价值可言。因为我相信里尔克、博尔赫斯的人格是双重性、多重性甚至分裂的，但他们却逃脱了复印机，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手写本。

　　还有一种说法，即作家写作品写到最后，写的就是人格。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人格落到实处——文本上——就是风格。我不说风格有高低好坏，但风格的确是有区别的。这区别也就是写作品写到最后。不对之处是把人格看成为一种道德，一种道德的力量，一种纯洁的精神或者—种高尚的理想的代名词。其实人格只是一个中性词，一个并不能揭示多少真相的基本描述。邪恶的人也有他的人格的力量或者人格的魅力，或许更大。希特勒使当时的德意志举国若狂，不就是这个魔鬼的人格的力量或者人格的魅力的大施展吗？所以看来作家写作品写到最后，写的不仅仅是人格，还有落实到文本上的风格。一个作家光有人格是不够的，自欺欺人地以为已具备一种道德的力量是不够的，最后是文本，最后是风格。当然，不要把类型作为风格——这是我们以前的文学史、写作学所乐此不疲的“风格”。

　　文章写到这里，自觉漏洞百出——“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给我带来了错觉与幻觉。我相信我那天是活见鬼了，而这一篇文章倒真是“哦，这是作家人格的双重性、多重性甚至人格的分裂现象之呈现”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