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这就是这一代人无法真正摆脱的宿命？在个体消费主义的时代，60年代出生的人，被遣散成了散兵游勇，不得不变成真正潇洒流浪一族？物理地理的流浪，心灵的流浪，精神的流浪……但这是一个伴着激情成长的群体，他们因为固执，不会被同化在芸芸众生之中，不会泥牛入海销声匿迹的，反而出现了不少游侠式的人生，倒不一定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地理意义上的杖剑千里，而是在社会结构、行业、阶层、话语、信念、群体、角色等等非物理范畴和场域中，上下求索，纵横驰骋，不断发动着一个人的“革命”，一个人的“战争”——当然不是现实的暴力行动，而是思维、生活方式、观念、创造性等等，这仿佛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无止境的心灵之旅，正像德国诗人赫尔德林在不断的精神超越和升华中，独自一人一次又一次跨越欧陆的徒步旅行。

　　生活在别处

　　记得曾经和一位朋友谈到这一代人，我问，“您觉得这一代人有什么特点？”这位身在其中的友人思考良久，无奈地说，“我觉得这一代人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可说的，嗯，这一代人不行，你看，现在真正成功的，要么是知青那一批，要么是70年代出生的，各行各业的骨干都是那些人，60年代出生这些人，好像不行……”

　　这也算是一种常人的知觉感受吧。这一代人究竟是行不行呢？历史也是见仁见智的。

　　当80年代的大学生们终于走向社会，他们是怀着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价值、梦想和激情，这些东西，和社会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一代青年，在现有的、常规的行业或职业，都可能出现一种“心不在焉综合症”，如果套用一本曾经很热门的书的名字，叫《生活在别处》，就是人们在现实的日常的生活工作之外，总有一个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它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尽管缥缈，但魅力四射，时时吸引着人们真正的兴趣，诱使人们忽视世俗现实，这也是人们常说很多80年代这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在现实工作中不专心、不投入、成就不彰的原因。

　　心不在焉的心态，也常常造成“一走了之”的冲动，典型的表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汹涌的出国潮和下海潮。

　　这一代人的“出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到某某国家去的求学或旅行，而是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积淀塑成的一种特有的关于“中国-世界”关系图景的诠释。“出国”这个概念，汇总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世界的多种心态和情怀，也是一种规模庞大的文明衰落后不时迸发出来的种种非系统的、非理性的、游走型的社会病理反应之一，我曾经戏称之为“心灵的偷渡”。当时的“出国”，其着眼点不在于去哪里，而在于“离开这里”，只要离开，就是“成就”，不管是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还是什么什么地方……在国人眼中，“国外”似乎就是乐土，“出国”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仅指那些“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极少数的那几个富国俱乐部，而占世界上人口大多数的那些非西方、非发达国家的“外国”，似乎不存在一样。

　　“下海”当时特指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打拼，实际上它具有一种更为广义的所指，那就是怀有某种“彼岸”式的“召唤”，离开现有体制内的既定的工作、职务或机会，自己去闯天下。国家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人们辞职或停薪留职去干公司；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放弃国家的分配和安排，自己去找工作；文化艺术领域的人们离开美院、群艺馆、宣传科、歌舞团等等，自己去作自由艺术家……这种“离开”，潜在的含义，和“出国”是有某种暗合的成分的，就是离开那种既成的、稳定的、常规的、有时常常是过时的机构和状态，走上一条自己闯荡、探索的不归路。前方是未知的，但这种未知，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和魔力，人们在实际上茫然的情景下，就可以为此而放弃一切，破釜沉舟地一往无前，这体现了“革命”的基因，一种深层的自信、乐观和未来取向的热情，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可以向善的——至少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未来会好的，“面包会有的”。

　　这一代人永远摆脱不掉“一走了之”的冲动和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到遥远的地方去追梦的挥之不去的意象，而艺术家又是这种冲动的一个浓缩极端的代表。最早的圆明园艺术家群体，实际上是一些在主流社会中总是感到心不在焉的艺术人，试图把“彼岸”变成现实生活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差不多与下海热潮同时，如此之多的艺术人毅然辞掉原来的工作，放弃主流途径，只身来到北京加盟圆明园画家村，为的是创建一个“地上的天国”。

　　但圆明园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人间天国”，也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归宿和终点。身在画家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心在别处”的魔影，因为那个抽象的、纯粹的、自由的“画画”的概念，还是一种没能实现的彼岸世界，仿佛乡间“鬼打墙”的传说的夜行者，眼看着前面的灯光，却又永远可望不可及。从圆明园画家群体溢出的一批人的人生道路，凸显了这种永远的彼岸意识。某画家D在圆明园的鼎盛时期，反其道而行之，迁出圆明园，屡经颠沛，后来纯粹为了饭碗，从事过动画、电影美术、建筑设计、美术编辑等多种工作，最后有报社朋友求他帮忙画新闻插图的契机，落草于漫画行业，一干十年，小有名气，但对这个工作从来没有热情和感情投入，一直想随时改行“干点别的”，也无法割舍纯粹的美术创作，现在收入足以频频周游世界，但始终想什么时候可以安下心来，还是要“画画”。对他来说，纯粹的“画画”，成了一种永远的“别处”。

　　至于那些从圆明园出来后改行的人，也逃不出这种永远心不在焉的魔咒。圆明园画家村的故事结束之后，某些人转入了当时还刚刚兴起的电脑设计和三维动画制作方面，实现了美术和高科技的结合，这些人中某些顺利者后来完全步入白领阶层的行列，尽管在某些美术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这些人似乎有“变节”之嫌，但是他们对于画画的永远的情结，又促使他们不时遥望一下心中的彼岸，情不自禁地抽空举办一点个人画展之类的动作，来舒缓自己复杂的心境。

　　独自孤独

　　志愿的流浪者大多是独自一人的，“独自徘徊，独自孤独”（某校园诗人诗句），也难免孤芳自赏。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骨子里常常有一种时代铸就的不可救药的“高傲”——或者用一个中性的词“自豪”——在看似集体话语的伪装下，常常掩盖着孤僻和自闭，行为上我行我素，心理上旁若无人，偏执固守自己某些莫名其妙的完全形而上的感受和原则，非要“把自己进行到底”，面对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充其量也就是暂时的妥协，但很难彻底放弃。可是，这种倾向也造成这个群体自身的分裂，由于每个人个性、背景、嗜好、关注的不同，每个个体的这种任性的执着，使得大家彼此之间渐行渐远，四散而去。

　　一位朋友概括说，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被时代拆散了的一代”，这个说法，意味深长。

　　1980年强烈的单线进化思想和“崇西”风尚，在90年代被逐步解构，特别是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即使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也已经足以把水彻底搅混。随着这一代人越来越多地深入本土和走出国门，亲身体会了现实的中国和现实的“西方”，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各自的反省之中，其结果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这一代同龄人之间在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和态度上如此相差悬殊和隔膜，在近现代中国并不多见。比如，红卫兵的恶斗固然惨烈，但毕竟基于同样的“造反有理”思维方式，新新人类的个性固然张扬，但毕竟认同市场竞争干活吃饭之类的基本原则，可是60年代一族，在最基本的认知假设上无法达成共识，彼此之间不是“我不懂你说什么”，而是“我不知你是什么”，冥冥中好像暗合了80年代这代人的一首打油歌：再过二十年，我们四十多岁，走在大路上，谁也不认识谁……

　　但是这种离散的思维，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反而造成一种局部的宁静和逍遥，就像太多不同的音乐同时演奏就变成没有意义的噪音一样，太多不同的感受和思考，反而无需认真对待了，它把人逼出一种“管他呢”、“爱谁谁”的态度，还不如一条道跑到黑，就一门心思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某画家W在“后圆明园时代”，迁居他处，但每天骑自行车长途跋涉，回到圆明园内给游人画像，维持生计，但其作画中的专注和执着，仿佛世界上别的事情都不存在了。每每看到他，我就感觉，他似乎一直如此，永远如此，仿佛自从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

　　画家，L先生，没有上过美院，完全自学成才，画画就是因为喜欢画画，多年来一直专心画画不已。他先在画家村，后来到了通州，但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尽管过去十年，中国和北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事全非，恍如隔世，可是他仿佛与此无关，不计褒贬，不随潮流，终日埋头于他人不屑一顾的、“过时”的具象写实风格中，尤其是倾全力描绘砖头这种“死硬”但又人气十足的东西，以及大葱大蒜等等平凡但刺激的东西。他的砖头如此动人，一位清华同方搞工程的科技人员看了之后，指着一幅画感慨说：“这些砖头，都是70年代以后生产的，那以后才有自动造砖机，切割泥坯会留下这种划痕；还有这里碎掉了一块，说明质量已经在下降了，70年代之前的，不会这样。”他又指着另一幅画说：“这才是60年代的砖头，一看就是，你看这质地！”

　　象L君这种纯粹为了自己兴趣活着的人，在1990年以后，已经日渐稀缺了；但这对于60年代这一批人来说，似乎又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在这代人的生长期中，这种为兴趣而活的状态，并不像今天看起来这么古怪。在彻底的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固然没有很多“选择”，但也没有那么多“事业”和“事务”；对于一个不想当官的人来说，在必须参加的种种政治活动之外，就只剩下没人管的“活着”了，所以实际上是很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的。那时候，命运是被确定的，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人，除了当兵之外，也就没有其他离开土地的可能了；对于一个城市孩子来说，反正长大了都要上山下乡，反而没有那么多压力了，也就没有今天应试教育下那种穷挨苦熬的“学习”了。既然未来已经如此明确，那就在现有条件下尽量随心所欲地活吧！反正也没有上大学之类的可能，那还不如学学美术什么的，将来不管是下乡还是当工人，经常画画板报，搞点宣传，也可以少吃一点苦……

　　当然，还有极端一些的，比如某圆明园画家W，在“后圆明园时代”，没有加入那些新的画家群落，而是置身于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态中，坚持“活”了几年之后，淡然自杀，为的是“和世界和解”。

　　……

　　关于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万语千言，堪述此情”（荷尔德林《帕特默斯》）。还是引用80年代的口头文学，来见证这些被解散了的红小兵们的品格吧：

　　馒头诚可贵，

　　花卷价更高，

　　若有大肉包，

　　二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