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现实中的“西方”为何物而崇拜之的狂热。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知，是知识性的，是理念上和逻辑上的，而不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最热情推崇“西方”概念的人，几乎没有人真正在西方切身生活和体验，只是凭借片断的信息和意念来想象“西方”。人们头脑中对于“西方”的概念的构建，主要是凭借电影、电视、书籍、报刊杂志等等。今天我们知道，这种信息传播是片面和扭曲的，与现实中的西方社会并不一致。

　　这种“崇西”热潮，本身是中国社会震荡的摆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状态，对于全国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股全新的气息，但它恰恰巧遇了80年代青年青春的热望和进步的冲动，化合成为爆炸性的除旧布新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所说的“西方”，就是“完美”和“乌托邦”的代名词，它的意义，不限于今天所指的具体的涵盖欧美地理、社会、民族和文化地方性的“西方”概念，而是更有点接近古代所谓“西天极乐世界”或“乌托邦”的幻想，今天的论者，切切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80年代这种完美主义后来好像蜕变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一种没完没了的心理痼疾，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看不见的牵扯，不管你朝向何方。由此，这一代人可能是今天自我冲突最多的一代，他们很难不加思索地投入到一种行动中，因为总会遇到内心深处的某些磕磕绊绊，虽然常常微不足道，但不断触及人们的神经。这一代人似乎具有一种不可摆脱的人格上的“风湿症”——一种自己身体内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抗体”，在不断地造成一种偏执的“反思”，又好像一切都永远“不到位”，他们就总是不如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那样，自然顺畅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当然如此了，本来就如此么，why not? ”

　　新时代的宿命

　　相对于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迟到者，而对于正在到来的这个新时代——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消费社会、多元文化等等，这一代人又不能顺理成章地接受，因为大家本来不是这样塑造的。对比之下，那些出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新新人类，可以毫无障碍地直接接受这一切规范和价值，按照这一套去努力工作、发展、成功，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牵扯和障碍。可是60年代出生者，在突然面临这个全新时代的时候，则不得不经历一场新旧交替，因为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革命的“初恋”，仿佛一套从小形成的、与当下迥然不同的操作系统，突如其来面临一个陌生的改弦更张，可是，并非人人都那么自然地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头脑的格式化，总是有点不那么顺畅，是否因此激发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迟到》？……

　　对于80年代青年而言，如果说群众运动式的“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过去”，那么新时代和未来，也不是真正的“现实”。当时才20多岁的这一代人，不过是这个社会中的初来乍到者。对他们而言，新时代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梦想，不是抓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特定的历史决定了轮不到这些人大显身手。当时真正掌控着社会资源、真抓实干实现这个“现代化”的最有资历的行动者，是文革一代——要么下乡回城，要么最早参加恢复高考学成，要么第一批出国留学归来，要么兴办乡镇企业等等。这一代人50年代出生，正好大十岁左右，但文革的延误，使得他们的事业的起点，与60年代的出生者同时起步；但这些人的资历、生活阅历、个人能力，远在那些20岁的青年之上，他们很快就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而80年代的青年，尽管具有某些优势，但总体相差悬殊，只能甘拜下风，成为别人的跟班。

　　这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长大的这一代人的一种宿命般的尴尬。旧时代和新时代，都只能是抽象的符号。过去的当然过去了，不仅过去了，而且还是“错的”，是全盘否定的；而扑面而来的“现代化”，也同样只能是一个理念和词汇，离实际操作相去甚远；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也多少抑制了这代人的世俗成就，但新时代“天之骄子”之类的神话，又暗示和鼓励这些人把自己当成时代的天然主人翁。他们毕竟是文革后上中学的一代，是科班出身的“现代人”，是革命时代之后受过最完整教育的第一代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要承载历史国家民族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这一代人似乎只能抽象但又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地诠释世界。对现代化的憧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美好社会的期望，都是一种空对空的观念游戏。

　　90年代初的“下海潮”是一种很生硬的社会转型，60年代一族充当了这场硬性填充未来和历史之间空隙的社会运动的骨干。它也可以算是这一代人对于新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实践和回应。当时人们下海，很多是基于一种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利益动机，事实上依旧是这一代人特有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生命激情的最后一次集体表达。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缺少一种资本家的心态、直觉和本能；下海的一半重要性，在于从现有体制中“出走”。这种有点夸张的毅然的告别，仿佛是跟理念中那个令人神往的“现代化”的一种“私奔”，证明着一种人为否定和拒绝旧时代的快感与决心，至于未来的前景，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拉力……夹在命运当间的60年代出生者，命中注定只能用这种生涩和行为艺术似的方式，迎接本来属于本能、放纵和娱乐的新时代。

　　比如Z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部委，待遇优厚，但1990年坚决辞职，梦想是先拼命干几年赚到钱后，经济上获得自由，就可以做“自己想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因此，自己租了一个小房间做办公室兼卧室，从事出版业，在南方一笔生意赚了几十万，成功脱贫，马上投资开办一个建筑设计所，生意蒸蒸日上，直奔百万千万富翁而去，但常常抛开自己的业务，埋头钻研一些毫不相关的历史、哲学、宗教文献，并创作其实豪迈的诗词和书法，后来恰逢股票热潮席卷中国，他也闻风而动，勇往直前，投身股票期货市场，结果大笔资金化为乌有，直到输得精光，回到北京，找朋友借了几百元，又回到当年刚辞职时租的那个破房间，从头开始，此时离他离开这个房间，差不多10年……

　　回想80年代青年发出的直白的呐喊，就表达了这种悬在中间的心境，如果说崔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激情咏唱，代表了这代人对于新旧交替的茫然感叹，那么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这种优美但又总有点别扭的语句——就是这一代人典型的对于新时代灿烂前景的一种虚拟的乐观，是对于切身和彼岸分裂的一种幸福幻觉的眺望。

　　这些精神化的人格，在感受新消费时代市场和金钱的现实中若有所失的感觉，不断演绎出一些“失乐园”的神话，记得一位在80年代末大学毕业前一个多月突然被勒令退学的诗才，改行写流行歌曲歌词，在十多年后为一首宏大的大合唱撰写歌词，反复咏唱“离开校园我们是多么的艰难？”；而近年一个标题为《感受金钱》的现代画展，则更是赤裸裸地把这个话题，摆到了艺术展台上。

　　流浪意识

　　这种悬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群体意境，造成了80年代的青年，常常怀有一种其他时代的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流浪意识”，在当时青年学生自发编辑出版的各种诗歌和校园歌曲中，一个幽灵一样不断浮现的主题，就是“流浪”。比如当时北京大学比较早的学生原创的校园歌曲，就是描写自己“去流浪”：

　　你还是左右跟随我，

　　洒满阳光的大路上，

　　人说这样流浪能找到天堂，哦……

　　一年一年长长的路，

　　解除脚上的锁链，

　　日复一日，尘土满面，

　　我们已经不在乎……

　　在人们的梦想世界中，“流浪”是一个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意象，事实上，它的本意，不是指一种现世的物理意义的位移状态，而是一种心灵的漂泊感，它是自由，但又不是那种轻松的散漫的自由，而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自由，是强加于人的自由，难道是无路可走，只有自由？这很古怪么？好像隐含着发配、流放的感觉（记得当时有一本诗集《在流放地》），但又不是真的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志愿的……复杂的感受和概念的迷宫，似乎预言着一种荒原狼般茫然的自由的担忧？这是一种诗化了的后革命主义的神话，它成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修行的隆重的、悲剧性的生命仪式，仿佛是一种具有宏大历史感的成人礼。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只有经过充分的流浪，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流浪成为检验“世俗”与“超越”的试金石。在这种本来抽象理念多于具体现实的“流浪”的冲动中，某些人真的开始了现实中、人生中的“流浪”，造成一代人特有的彻底的固执与洒脱。这种风尚，由于被掩映在下海大潮的喧嚣中，常常被世人忽视。事实上，包括下海潮在内的社会走向，背后都有这个流浪审美的怂恿和催动，而大批画家告别故园奔赴北京这样一个新天地，也是这种流浪意识的坦率的实践。

　　很多新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也是这种“流浪”和“洒脱”的典型。比如后来被称为“艳俗艺术”的发起人之一的画家X，作为80年代风风火火的新潮运动的参与者，成为“红色旅”的成员，但后来却疏远了那个事业，游离不定，等到后来来到圆明园，加入到政治波普的行列，但结果又是身在曹营的错位，最后和Y等人相遇，构建一个新的艺术流派。但是，他对于这个本来可以安身立命的品牌，也没有一种全身投入大干一场的豪情，因为心依旧是“漂泊”的，否则也不至于始终摆脱不了“玩世”阴影。甚至在最后一个迁出圆明园的时候，又避开随大流的宋庄，独自选择了自己独立的居所，表现出对固定身份和群体认同的回避，仿佛拒绝和惧怕靠岸停泊。至于Y，随着现代艺术向社会主流中线的漂移，作为艺术家的Y，反而被作为艺术评论家的Y给取代了，他作为典型的圆明园画家和艳俗艺术发起人，多年的美术生涯，竟然修出了一个艺术评论家和文化学者的正果，这中“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职业反串的生态，暗示着60年代一族的彻底的、绝对的、不妥协的流浪主义的自由观。

　　流浪并不限于艺术，比如J先生，80年代以优异成绩考入某名牌大学生物系，那是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理科系，本科毕业后一半左右可以出国深造，但此人觉得出不出国，有什么不同？“我学生物，在国内是穿个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出国也是穿个白大褂在试验室里，有什么不同？”因此中途改专业，改学社会科学，自称自己有生物学基础，研究社会最好，因为人这个东西，反正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毕业后，放弃所有正式职业，浪迹天涯，以演讲为生，去各种中学传播他的人生体验，启发学生如何长大如何面对社会人生等，毕业15年，仅仅维持生计，至今依旧如此。

　　M先生，北京人，大学毕业后，在当时放弃国家分配，自己找工作，每天早晨按照《易经》方式认真占卜一次，然后出去找工作。终于找到某宾馆工作，其间目睹一起旅客投诉某房间“闹鬼”的故事，后离开旅馆，去某合资家具公司工作，又转山东某投资公司，派驻上海，一反通常北京人对上海的成见，十分欣赏当地文化，后在上海某电视台主持节目，但又辞职不干，想自己搞电影，后去美国，到处旅行，又回国，闲居两年，写无数怀旧、怪异电影剧本，其中一部得以拍摄，还获奖，但并没有顺势发展，而是随便找一家旅游部门工作，往来于各国，周游世界，目前又想辞职，恰好偶然听说多年前随便撰写的一个剧本可能有人要拍，但人们不知如何找到他通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