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写《历史哲学》的时候，引用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的一段话：“很少有人能明白一个为了迦太基的复兴而活着的人是多么的悲伤”。如果我们将这句话引申到诗歌中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历史和艺术都存在着一股神秘的暗流，它的传承也许并不仅仅是依赖书籍，而是靠一种无法言诉的心灵的靠近，这种心灵的靠近或许在宗教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艺术创作中，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简单的例子也许就是但丁借助于维吉尔而畅游于地狱与天堂之间，这种传承既是诗人对前人的一种敬意，也是灵魂渴望与自己所崇敬的人合而为一的一种姿态。在艺术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研读前人的，那么他的作品也将呈现出相应的姿态。比如，波德莱尔之于爱伦坡；瓦雷里之于马拉美；布罗茨基之于邓恩、弗罗斯特等等。这种对前辈充满敬意的感情再加上诗人本身出众的才华，使得他们一代一代地闪耀出异样的光芒。

　　但遗憾的是，当下的诗歌似乎已经失去了一种姿态。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企望诗人去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事实上我反感任何职业性的标签，但又是肯定一种精神性的原貌的，没有这种精神的原貌，那我们的艺术生活必将是黯淡的，一个什么都可以容忍的年代是糟糕且不幸的，而一个可以恣意混淆诗歌精神的时代将是更不幸的。混淆精神界限的标准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普遍的阅读能力下降和实用主义泛滥，而我们现在多少已经开始尝到了这个苦果。

　　就像理论上的概念泛滥一样，商业社会的概念泛滥就是使得人们都生活在广告语境中。所谓的理念铺天盖地，卖概念、卖理念成了人们追逐时尚的一部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最终会导致我们对什么是艺术表现出一种彻底的无知。而今，这种泛滥也进入到了艺术创作中，当艺术家还没有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先来个理念来规定创作的方向，它削弱了艺术创作中那种自发的、神秘的灵性，那种不可预知的、无法用任何牵强的理念去限定的艺术自由。

　　没有比一个时代没有艺术却有“文本”更不幸、更滑稽的事情了。没有灵性地去制造“文本”就和商业社会制造明星一样，他们依靠化装、依靠灯光、话筒来刻意地营造出一个既容得下自己，也容得下观众的“太虚幻境”，而彼此的交媾用的是金钱而不是灵魂，然而通过手段制造出来的东西，哪怕它的崇拜者激动得泪水涟涟也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诗歌从80年代开始基本上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换，这个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人开始在文学中变得重要，虽然这种自觉意识产生的大多是一些粗劣的作品，但相比起以往的诗歌来说，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遗憾的是，仅仅是在一次意识的苏醒后，诗人重新又被时代抛入到一个相比于80年代的躁动更为尴尬的境地中。诗人被急遽而来的商业大潮所淹没，而80年代所刚刚开始萌芽的，对于诗歌的热情自然迅速崩溃和瓦解。一种被唤起的热情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与其说是热情容易消退，还不如说这种热情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厚实的根基，当读者还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阅读的时候，那么随着风向而倒就变得不那么奇怪和难以理解了。瓦雷里在《论诗和美学》中对诗歌上存在着那种非艺术性的热情提出过尖锐的批评：“那些对诗并不感兴趣的人，他们既不感到需要诗，大概也不会去创作诗，但不幸的是，其中不少人的职务或命运却是对诗进行评判，在诗的问题上夸夸其谈，刺激或培养对诗的兴趣；总之，就是去施放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往往在这样的事情上投入了全部聪明才智和热情；其结果却是可怕的。”90年代初所谓的“汪国真现象”正是这种热情所导致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诗歌盛况，它不但粉碎了诗人的梦想，使得他们猛然发现周围竟然是这样一群根本就分辨不出什么是诗歌的读者。“汪国真现象”是读者缺乏更好的阅读能力的一个最好的说明，而没有一个好的阅读群落，那么诗歌建设只是一种空谈。

　　在这里我似乎并不想责怪读者的“变节”，每个人都有选择读物的权利，自由选择对诗人和读者同样存在，如果诗人试图去影响读者，哪怕是绝望地看到大众的无动于衷，诗人所要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精神，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独立和孤傲。而简单地去谴责读者的品味低下在我看来是蛮横和不讲理的。但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本来应该作为一个“精神先导“的诗人却开始纷纷退避，诗歌在90年代开始进入到一个狭小的圈子中自唱自和，视野琐碎，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经验像小脚婆娘的裹脚布一样，充斥着诗歌界。诗人对自己太在乎了，在乎得只是发现别人对自己的冷落，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诗歌精神，具备一种在绝望中清醒的姿态。

　　诗人的创作不仅仅是依靠文化，依托于人文修养，更是依托于一种气韵。当前在诗歌创作上的贫弱并不是诗人们在知识上的缺陷，而是气质上的、人文修养上的（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自觉）。这使得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人在常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对一两个修辞津津乐道，却不关心一首诗歌如果在内容上贫弱的话，那么再多绝妙的修辞也只是浪费，南朝的诗歌就是个例子。而事实上，艺术上的解人越多，那么艺术现状就越会显得贫弱。而阅读艺术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的知识，专业对于艺术家和有着良好感受能力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陷阱。而普及艺术的观念本来就是值得怀疑的，它只能使一部分人人为地对艺术顶礼膜拜从而抑止了直观的感受。如果没有直观地去感受艺术的话，那么知性的理解又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什么呢？阅读需要理解但更需要心灵。

　　法国画家雷诺阿在晚年得病的时候，有人问他，如果手不能用了以后用什么来画，雷诺阿不假思索地回答：“用我的鸡巴”。这是一个天才极端自信的表现，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干扰他的创作的，他的创作就是他精神生活的全部，不需要解释，也不存在放弃什么。艺术创作不是明星作秀访谈时常听到的为了艺术放弃什么什么，这纯粹是为自己争卖座率。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什么问题都不存在，要么创作、要么无所事事，而这种独立的精神正和我们匮乏的文化生活一样显得稀有。

　　而没有这种一以贯之的创作精神，什么现象的存在都会显得合理，什么稀奇古怪的非艺术性的争论都显得自然。

　　事实上知识上的修养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有帮助但根本就提升不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准，创作的优劣虽然和个人的知识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解释的神秘之泉，像莫扎特、兰波等的创作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灵感来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生性的生命活力，也就是人们通常无可奈何称之为天才的现象。

　　在中国诗坛上，我似乎极少能发现一个代表一种高昂（或者绝望）精神、毫不屈服的诗人群落。而没有这样一种群落，90年代末期所发生的那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之争的闹剧就绝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了。但问题还不在于这场无聊的争论所透发出的那种荒唐气，更要命的是竟然有人认为这场闹剧是继“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坛的又一件大事。诗坛如此的满足于自我的“手淫”，那就不要责怪读者的无情。

　　从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顽固的知识分子情结，那种对非艺术的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姿态性的写作是荒唐的，尤其是为了一个身份去写作就更显得荒诞不经，诗人可以为了一种艺术理想去创作，比如“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但没有比为了一个受教育的程度去创作而更荒唐的事情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学历，以掌握知识的程度为标准），而这种浓郁的所谓知识分子情结正是诗歌走向狭隘、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此不堪的知识分子写作能给真正的艺术活动带来什么呢？这场争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民间”以低下的，混同于市井无赖的语气充斥着诗坛，而知识分子也开始玩弄鸡毛蒜皮的技巧，诗歌中的“神性”荡然无存，而以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文关怀”也差不多销声匿迹，虽然我并不认为人文关怀是诗人最主要的素质，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是创造力然后才是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而如果缺乏创造力，那么一切都是空泛的愿望。没有作品如何去影响人们的阅读，缺乏创造力又何谈人文建设，这个时代已经是够喧闹的了，口号满天飞却罕有实质性的文本。

　　当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诗人不厌其烦地对一些生活中微末的小事津津乐道地图解、分析，并把它当成是智力高超的一种表现，像小农经济时代的农民一样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诗人太相信知识上的修养会提升一首诗歌的价值了，那种骨子里缺乏诗人气质的诗人只能牢牢地抓住概念，套弄词汇，玩隐喻、玩技巧不亦乐乎，因为除了这些他们一无所有。瓦雷里曾经精辟地说过一首诗的特质：“根据不同性质的人，我认为诗的本质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无比重要。在这一点上，它与上帝本身类似。”诗歌既不是话语文本，也不是哲学，不是思想，更不是警世明言，诗歌的特征是意念，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迷惑，它包容着人们内心对于现存世界的感知却又深陷在一片疑云中。

　　诗歌之不被阅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悲的现象，从一般的艺术现象来看，诗歌是最具精神性的一种表现，西方曾经将诗人所代表的领域称之为“精神界”，我们现在不去关心这种称呼证明了什么！但至少可以说诗人不同于一般的街头艺人，他们所关心的领域应该是能代表一个社会被普遍忽视的地方，是一个不和谐音及由此而来的怀疑，诗歌不被普遍阅读实在是个次要的问题，而关键是诗人留给读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诗坛的不幸和悲哀不是因为现在诗歌的少人问津，而是诗人都写了些什么作品。“民间”诗人大多实惠，在炒作上的精明就像个商人一样，他们的诗句就是在常识问题上无休止地胡搅蛮缠，这使得我们看到，由于文学创作上本身的贫弱所造成的低劣的反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种现状的话，也许诞生不了像王朔那样的“痞子”作家。在原则上我并不喜欢所谓的“民间”诗人，但知识分子诗人却也极少有能撑得起诗歌局面的诗人。少数几个出色的诗人开始隐匿，很少发表观点。

　　我一向认为责怪读者阅读能力低下是知识分子最不负责任的逃脱，作为文化的传播者，知识分子应该对读者的阅读能力负责，诗歌如此，文化如此。在当下普遍丧失阅读水准的年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也许不用我多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谁愿意去做呢？这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