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艺术，涉及文学、摄影、美工、音乐、录音、表演、导演等一系列的艺术专业。深入品衡一部影片的美学价值，尤其是各个专项的成败得失，确实要求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修养。试看国外的一些重大的电影评奖和国际电影节，绝大多数都邀请有权威性的电影艺术家或电影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选出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当然也期待电影专家奖。然而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期望是很不现实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夹着尾巴”做人。专家乃拥有知识最多的群体，政治倾向尤为可疑。“文革”中要打倒的对象之一即“反动学术权威”哪能拥有评定电影的话语权？

　　1981年电影金鸡奖的创立，最能显示新时期文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电影话语权回归电影专家。金鸡奖创立之将，在充分征求夏衍等老专家、学者的意见后，确立“学术、民主、争鸣”的主旨。这个主旨，正显示金鸡奖有别于国外电影评奖的中国特色。据我所知，一般国际电影评奖，评委们只对参选作品简略发表个人看法，经过综合筛选后，进行投票表决。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评出获奖作品和个人。评委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商讨，但不会进行学术争鸣。金鸡奖则不然，不仅对参选影片的不同意见可以作学术性争鸣，还可以就影片相关联的创作倾向和理论课题展开讨论。之所以将学术提到如此高度，由于以往的三十多年，我们有太多的政治讨论，却太少专业性的学术讨论。中国电影艺术的繁荣发展，期待理论学术的指引。再者，经过学术讨论后，评出的各种奖项会更准确一些。或者说，金鸡奖评选不仅重视评奖的结果，同时也重视评奖的过程。评委们在评委会上的学术性发言，经过整理后，在《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内部小册子上全文发表，分送电影界有关单位和个人。因此金鸡奖评委会的学术争鸣，很快渗透到电影界。这也促使评委发表意见时更认真思考和准备。我认为这是金鸡奖最显著的特色。

　　至于标榜民主、争鸣，显然为了扭转过去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言堂”。金鸡奖的可贵之处，在于认真将民主、争鸣的学风贯彻始终。艺术上的不同意见可充分阐释，以理服人，却不能以势压人。分歧可以保留，不强求一致。每个评委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制片厂或其它团体。每个评委一票，最终由投票结果决定获奖的作品。

　　为了保证金鸡奖的专家属性，当年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作了一个决定，凡在职的部长、局长、故事片厂厂长，一律不担任金鸡奖评委，以防止金鸡奖受到长官意志的干预。

　　评委的选择乃评奖质量的保证。每届组委会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既考虑评委的专业成就，同时考虑评委的人品。此外对从事的专业、地区、年龄和不同的美学倾向等方面的作适当配搭。当年已风闻某些艺术评奖出现塞红包、走后门的现象。据我所知，80年代金鸡奖从未发生这类事件。偶尔出现个别评委基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为某部影片、某个个人争奖的现象，结果总是实得其反。为了维护纯洁性，前几届金鸡奖评委自付伙食费，后来才取消。至于支付评选费，可能是在80年代末期之后的事。

　　经过几届评委会的实践，“学术、民主、争鸣”的主旨发展为32字方针：“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就我参加的第一届至第九届金鸡奖评委会而言，可以说基本上贯彻了这样的作风。

　　金鸡奖的价值，不仅在于评选的结果，同时还在于开创了一代优良的电影学风。许多金鸡奖评委，包括我个人，对金鸡奖的这种作风赞叹不已。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政之后，在氤氲着浓厚学术氛围的金鸡奖评委会上，人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如同在烈日肆虐的干旱沙漠中千里“跋涉，终于发现”了一块浓荫匝地、泉水淙淙的绿洲。

　　回顾一下80年代金鸡奖历届的获奖名单。虽然名单中并非无可商榷者，包括个别的重要奖项，但总体而言，这份名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尤其是某些当年很有争议的作品，如《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到中年》、《野山》、《黑炮事件》、《老井》、《芙蓉镇》等，金鸡奖勇于授予大奖或重要奖项，很见胆识。在促进80年代中国电影创新精神上，金鸡奖功不可没。

　　无论国内或国际的常设的电影评奖，没有一种电影评奖是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首先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国际评奖，还得受民族文化的制约。再者，艺术欣赏总是带个人偏向的，评委或观众的选票不可能不带有这种个性色彩。80年代的百花奖和金鸡奖，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水平，并拥有很高的权威性。

　　三

　　90年代及新世纪的百花奖、金鸡奖有若干届的社会反响还很不错，但总体而言，双奖的权威性无可讳言地处于滑坡的趋势。这种滑坡趋向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由于外在的电影文化环境的急骤变化。前文提及80年代电影评奖辉煌年代的三个有利因素，已部分或全部消失。以电影观众而言，在80年代初290多亿人次的高峰之后逐步下滑， 90年代更急骤下滑。对中国老百姓言，这并非坏事，有更多的文化娱乐形式可供选择，享有更丰富的文娱生活，无须一窝蜂涌向银幕。可对电影来说，却是性命悠关的。电影观众的大幅下滑，也导致《大众电影》销售量的大幅下滑，导致百花奖选票的锐减。几百万张选票选出的百花奖与几万张选票选出的百花奖，其含金量当然不能等量齐观。

　　电影观众和社会舆论对百花奖的非议，主要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寡，而在于含的是否是真金。也即是说，对评奖的公正性质疑，评奖出现了信任危机。例如有的影片尚未在市场公演，却获得了优秀影片奖等等。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评奖如果丧失了公众信任，价值何在？

　　我手头正好保存了一束1999年有关剪报，提供了一个并非刻意选择的个案。综合报纸的主要意见：一、《不见不散》票房3500万，优秀影片奖中却名落孙山，票房不佳的《红娘》却名列第二，甚至超过了轰动一时的《一个也不能少》。二、《不见不散》的女主角徐帆，很得电影观众的好评，为大家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可这个奖项却落入了《红娘》的主角刘欣之手……因此怀疑这一届的选票被某些人操纵，做了手脚。有的评论文章，标题就锐不可当，《百花奖，真实的谎言》。

　　这些非议的提出，有理有据。我对这届百花奖的运作毫不知情，但可以肯定在运作中确实存在漏洞，获将名单未能充分反映多数观众的意愿。

　　当然舆论的众多意见并非都无可商榷。例如剪报中有一条意见认为1999年的金鸡奖某些奖项授予了观众寥寥无几的《那山、那人、那狗》是个失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授予《那山、那人、那狗》以最佳影片等奖项，充分显示了金鸡将的个性。这部表现山区邮递员的影片，氤氲着温馨的亲情、乡情，人性的善良、纯朴与自然环境的清新、野趣和谐，充满诗情画意，具有颇高的美学价值。金鸡奖青睐于这样一部无声无息的作品，正是电影专家独具慧眼之处。

　　这些年来舆论界对金鸡奖的批评未必少于百花奖，可能还更多一些。紧接1999年的那一届，2000年金鸡奖评奖，最佳影片竟然破天荒地三部影片并列。其它单项奖中，两个并列者比比皆是。这届金鸡奖成了金鸡大放送，有背评奖优中选优的原则。

　　我自离休后，唯一一次再度担任金鸡奖评委，就是在2000年。作为评委，深感内疚。

　　未深入调查研究，我无力对90年代及其后百花奖、金鸡奖的滑坡作全面的分析。根据我知悉的情况，有一个因素可能是关键性的，那就是权力意志。新时期以来权力意志的运用，一般说来，不像十七年那么简单粗暴，更不像“文革”中那么蛮不讲理。80年代，领导也经常对电影评奖关切，对某个具体影片褒奖或批评。领导对影片当然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在评奖运作中，我们对这些意见很尊重，力求以适当形式加以反映。但有些意见与评奖原则抵触，我们就反复说明、协调，据理力争。这是当年金鸡奖能树立其权威性的重要条件。90年代之后，金鸡奖从评委构成到运作方式，均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表现在权力意志的参与。

　　我参与的2000年金鸡奖评委会，在西安初评时，评委会经过讨论协调，已提出一个完整的多数评委比较满意的获奖名单。到南宁终评时，有领导以温和、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奖的意见。于是在评委会引发了尖锐的分歧，最后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方式。尽管最后的结果与初评改变不大，但几个关键性的变化足以使得总体面貌给人印象大不相同。

　　有一点我始终琢磨不透。百花奖、金鸡奖评选的作品对象，都是电影局审查过的影片。这些影片都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也不存在诲淫诲盗的公共道德问题。在这个范围内，或由群众投票，或由专家评议，评选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违反宪法和法律。那么何必要费这么多的神去加以干预呢？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权力干预具体文艺作品是非美丑的判断，弊多利少，有时贻害无穷。艺术以创新为贵，以艺术个性为贵，一旦册封“样板”，要求依样画葫芦，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树立“样板戏”，实在是件文化史上罕见的大蠢事，它既败坏了艺术，也腐蚀了权力。90年代后期，电影界喧嚷一阵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大概由于年迈，耳不聪，眼不明，我既未听到潮音，也没有看到潮头。电影是否出现高潮，不是权力意志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