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艺军在一切艺术中，电影艺术大概最需要以评奖活动的方式加以运作。这是电影的某些基本社会属性和艺术属性所决定的。

　　电影是昂贵的艺术，影片生产要求巨额投资。电影是大众艺术，只有成千累万的观众拥进影院，电影才能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拷贝复制是批量的，具有浓烈的快餐文化特色。电影观众要求及时性的引导、评说。

　　电影要求及时性的有权威性的品评、反馈和交流信息，电影评奖及以电影评奖为核心的电影节就应运而生。集中一批优秀的影片，一批电影界的名流，尤其是电影明星，济济一堂，媒体加以宣传炒作，往往构成盛大的文化节日，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这些社会活动就成为电影运作不可缺少的环节。

　　电影又是国际性的艺术。电影语言基本上无国界，电影拷贝输送便捷及时，使电影成为最便于国际交流的艺术。国际电影节从20世纪30年代就应运而生，迄今全球形形色色的国际电影节数以百计。在重大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名利双收。

　　比起海外的电影评奖，中国内地的电影评奖经历曲折复杂得多，其政治、文化内涵乃至运作方式均存在明显的差别。

　　权力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内地电影并不存在评奖的迫切需要。幸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具体领导电影的人，初期的袁牧之，后来的夏衍、陈荒煤等，均属很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评论家，努力按电影艺术的规律领导创作和评价作品。因此即使电影处于封闭的、行政运作方式，也尚有不俗表现。新中国电影一亮相就出现了开门红，建国10周年电影呈现了一个高峰。但一旦掌握更高话语权发起的政治运动冲击波袭来，他们就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话语权，甚至自身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种状态对电影的伤害立竿见影。1951年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一开展，电影开门红的大好局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反右派斗争继之以反右倾运动，令50年代中期刚刚活跃起来的影坛，万马齐喑。创作上横加干涉，评论上简单粗暴，以权力为支撑的“一言堂”大行其道。

　　三年大灾荒的物资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实践，导致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的调整。1961年6月，周恩来在《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文化专制主义的“一言堂”作风，提倡艺术民主，提出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他建议创立一个能集中反映人民意愿的电影评奖。

　　遵照这一建议，《大众电影》于1962年创立了电影百花奖，通过读者投票评选出年度的最佳影片及主创人员奖。百花奖乃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常设的、面向全社会的电影评奖，供广大电影观众第一次以合适的方式行使电影话语权。第一届、第二届电影百花奖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影迷欢迎，在电影界及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大大增强了电影与群众的联系。

　　“文革”10年，“一言堂”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话语权高度集中。八个“样板戏”霸占中国艺坛达10年之久。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呢？只剩下顶礼膜拜“样板戏”。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什么电影评奖的立锥之地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文化上的伟大功绩之一，将权力完全垄断的文艺话语权，交还给人民群众，交还给文艺家。在经历了长期文化专制主义专政，在多年来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迎接话语权的回归。由于电影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尤为深切，因而更迫不及待地行使这种权利。电影评奖即是标志性的形态之一。1980年，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马上就恢复了百花奖的评选，同年文化部创立了电影的政府奖（后来演变为广电总局的华表奖）。198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创立由专家评选的电影金鸡奖。在文艺评奖上，电影走在姊妹艺术之前列。

　　简略地回顾一下新中国电影评奖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内地电影评奖的有无和兴衰，包涵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电影评奖在一定意义上乃政治风云变幻的一个晴雨表，它纪录了政治气候的风雨雷电和晴空万里。电影评奖既是人民群众行使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也是观察中国社会民主生活状况的一个窗口。

　　二

　　改革开放的80年代，带来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带来了中国电影评奖的黄金时代。

　　中国电影政府奖，中国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三足鼎立，分别集中反映领导、广大电影观众和电影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非常有利于繁荣电影艺术的格局。

　　对政府奖的设置及其运作，我知之不多。但对这个奖项的创立，我是赞赏的。

　　主办百花奖的《大众电影》杂志，一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领导。金鸡奖则由中国影协主办。80年代，我是中国影协的工作人员，在大多数年代分管学术研究工作和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80年代的百花奖和金鸡奖，我均有不等程度的参与。由于工作关系，有幸担任过第一届至第九届的金鸡奖评委。对那个年代的双奖，算得上是个知情人。

　　20世纪80年代，尤其在其前期，可谓百花奖、金鸡奖最辉煌的时代。双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举一例可见一斑。1982年在西安举行双奖颁奖大会，西安倾城出动，几条大街，堵塞及车辆无法通行。长达一周时间里，各种电影活动红红火火成为这座百万人口古都的中心主题。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知名导演说，“自盛唐以来，长安无此盛事！”真正是全民盛大的电影节日。当年电影评奖的辉煌，首先由于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难以再现的电影历史机遇。一、思想解放运动粉碎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宽松的文化氛围。二、电影创新浪潮后浪推前浪，每年都拍摄出一批广受群众欢迎和引起舆论关注的佳作。与此同时，一批知名的艺术家和电影明星涌现。三、当年中国电视尚在萌芽时期，电影成为文化饥渴了10多年的10亿人民的主要文化娱乐的选择。中国的电影观众达到290多亿的天文数字。记得那个年代在一次国际电影艺术家的座谈会上，当我介绍中国的电影观众数字时，几乎所有的外国电影同行都“哇”地一声惊叫起来，瞠目结舌。

　　有这么浓厚的电影群众基础，《大众电影》最高发行量曾达到960万份。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每届百花奖的选票，达二百多万张。有的一张选票，代表一个家，一个班组。这么多热情的影迷投票选出的百花奖，含金量之高，不言而喻。

　　《大众电影》在百花奖选举中，除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大量投入外，最关键的一条保证评选的公正性。每次收到的选票，直接送到承办的电影计算机单位进行统计。根据每个奖项得票的多少，公布获奖名单。获奖的票数也公诸于世，保持高度透明性。

　　公正性和公开性，乃电影评奖的生命线。根据我的记忆，在80年代，百花奖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令社会质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