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现实意义最强烈的，莫过于“新浪潮”曾经带来的体制变革。

　　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电影面临的不是题材或人才的危机，而是票房和体制。“新浪潮”在拍摄手法、美学观念等方面的特色，中国电影已经借鉴了不少。目前对中国电影最有用的，也是中国电影最需要的，是在体制变革的方向和方式上。

　　法国的大公司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了蜕变，将自身由大包大揽的企业变成以影院网络为第一依托的发行公司，制片部门即使保留，也只有看守以前片场的任务。这些大片场一部分转产，另一部分仍然拍戏，但大公司只是租场地，自己不拍了。而小公司则认清自己船小好掉头，一味做制片项目，甚至可以是单片公司，为一个项目几个股东凑在一起办个执照，等项目完成后再散伙。

　　好莱坞大公司的势力更大，所以用了更长时间才明白可以与独立公司和平相处，这一龟缩于发行和租地的过程比法国晚了近十年才完成。中国香港以邵氏集团的分裂为标志，在70年代才真正走出这一步。

　　我们的大制片厂，继续把自己看作制片机构，是没有出路的。制片项目只有让各式工作室、独立公司去策划、发展、制作。制片厂作为这些小公司或机构与国家管理部门间的协调人、场地的出租者就够了，经济效益会比现在好很多。

　　但是，在体制出现大变动之前，小公司们是否有办法利用狭窄的空间，制作出让大厂汗颜的影片，从而证实大厂制片能力的低下和项目公司制度的优越，也是个疑问。李欣等人在给上影拍片，王小帅、管虎们在给北影干活，独立制片环境下出道的人，又走上了回头路。

　　反过来说，不给出独立制片的环境，却希望高质量的新电影成批涌现，观众回到影院，从而使我们自己有资本和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好莱坞大公司讨价还价，这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