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田壮壮，1952年出生于电影世家，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曾拍摄《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作品，其旷野自然的电影风格在影坛独树一帜，与张艺谋、陈凯歌并称为“第五代旗帜性人物”。1992年起，他沉寂10年，复出后执导了《小城之春》及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

　　吴清源的启发

　　第一次和田壮壮联系采访是在两年之前，当时他蛰伏十年，刚刚复出，拍摄了《小城之春》，各大媒体可以说是蜂拥而上，奇怪的是这个人只接受平面媒体的访问，却拒绝电视采访，而他拒绝的方式就是在手机那面不断地谦卑地贬低自己，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困惑。

　　杨澜(以下简称“杨”)：为什么第一次我们想采访你的时候，你拒绝了？

　　田壮壮(以下简称“田”)：那时候我还没有想通呢！你还挺记仇的，是吧？

　　杨：不是不是，因为通常拒绝的人不是特别多。

　　田：其实有我自己的私心。比如像咱们两个人吧，你就比我惨点。我出去吃个卤煮火烧，或者我上一小铺去，我可以随便怎么逛，你就不行，一会儿就被人发现，就被逮着了。你这有保镖呢。我希望我能够特别直接地接触到人。那我现在为什么接受媒体采访呢？坦白讲，我是受吴清源老师启发的。我跟他相处这么多时间吧，我觉得我以前从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在我接触的人物里，他太迷人了。

　　杨：迷人在什么地方呢？

　　田：我特别喜欢那种迷了一件事情以后，觉得其他事都不重要的人，就是有点像教徒似的那种人。他老婆跟我讲，他一年就算吃一种东西，就算穿一件衣服，他都不会跟你说“怎么我还穿这件衣服？怎么我还吃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不会想着任何事情，就是和围棋相依为命。他在70多80岁的时候，无数电影人想拍他，他都拒绝了。然后到他90多岁的时候，我听他的助理说，他突然间觉得影视这个东西可以传播围棋，正好这个时候，我把我的一份简历寄给他了，说：“我想拍你。”他就说：“那你来东京谈吧。”我见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是我希望电影、电视能推广围棋。”

　　杨：所以你接受采访是为了推广电影？

　　田：对。

　　伫立边缘地带

　　20年过去了，那群当年的艺术反叛者如今大多已经成为影坛的主流力量，田壮壮却颇有些“风云突变，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依旧冷冷地伫立在“边缘地带”。

　　杨：那时候也应该是踌躇满志、有很多的想法要去实现的时候，一下子遇到一个打击，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吗？

　　田：我拍电影的时间比审查的时间要短很多。我拍电影的时候是一个福将，比如拍《盗马贼》的时候，那是8月份，但我写了雪景。然后，拍摄中有一段时间，大概有10天，每天下午4点钟下雪。特别奇怪的是，我把雪景都拍完了，就没雪了。可是，拍完了以后，你会觉得……

　　杨：你是一个倒霉的人。

　　田：审查的时候吧，好像你的电影永远比别人晚一步似的，就是说，你觉得，昨天的电影还能通过，怎么今天到我就通不过了。拍《盗马贼》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打击最大的。《盗马贼》拍的时候，贝托鲁齐正好在北京拍《末代皇帝》，他跟我说：“你把那电影让我寄威尼斯去。”我根本不知道威尼斯是干嘛的，我说：“为什么要寄威尼斯去？”他说：“哎，你就寄去吧。”那一年他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想，花这么多外汇，自己寄一电影到威尼斯去干嘛？我就没理他。我觉得，拍电影就拍电影吧。《盗马贼》拍得很苦，是豁出命去拍的。比如说我们为了拍一些戏，可能就是连夜走，因为藏族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规定，说这个活动你可以拍，但是我不会为你组织。它都是凌晨3点钟或者5点钟开始举行。你要去那块儿吧，又不通车，就得走。我的印象就是你走到海拔3000多、4000米的时候，大队就垮了。我跟一摄影师抢了一匹马，我们俩扛着台摄影机往上冲，冲到上头看，人家仪式已经快要结束了。哎呀，那个时候才叫沮丧呢。真的是想哭。那次，我到了玉树，就是文成公主进藏的那个地方，差点掉到通天河里。第二天是春节，大家在一块儿吃了点东西，我回来开始写剧本，根本拿不住笔，一写字那笔就掉了，手一点力气都没有。

　　杨：那时候你才多大？

　　田：大概32、33吧，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可能以后做不了这一行了。是挺厉害的心脏病，大概将近有十几年才恢复过来。其实从那以后，我对电影基本上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算了吧，我就是一职业的人，谁出剧本谁出钱我就拍吧。”

　　杨：《盗马贼》在审的时候，告诉你哪个镜头要删掉，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生理反应？是出冷汗，还是压不住火想拍案而起？

　　田：没有，我出来以后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觉得你这儿挺像天葬台的。”

　　40岁的某一天

　　在心灰意冷的日子里，田壮壮一度随波逐流，拍摄了《鼓书艺人》、《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等作品，这种“痛苦着，并且玩味着痛苦”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他40岁的某一天。

　　田：你可能也听说过，那个时候我特别爱打麻将，特别爱玩，钓鱼什么的，根本就拿电影不太当回事。那个时候对电影挺心灰意冷。差不多1991年吧，正好是我40岁的时候，也可能是到了不惑之年了，然后挺奇怪的，梦到死神了。

　　杨：死神长什么样？

　　田：像一团云似的。

　　杨：狰狞吗？

　　田：没有表情。好像在香山那一带，突然间我飞起来了。飞得特别特别快的时候，在一个山巅上，那边全是云海，然后一团云过来，它说它是死神。然后它说：“你觉得我可怕吗？”我说：“你一点儿不可怕。”他说：“死其实不可怕。”然后我就醒来了。人突然间就挺明白的了，就想，不行，就得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做事情了。从那时起我给自己一个规定：只要心里不想拍的东西，就是饿死也不拍。

　　杨：1992年，你拍摄了影响你一生命运的电影———《蓝风筝》，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在历史变迁中的波折命运。

　　田：其实文革这事挺逗的，你就觉得，这一天之中突然天地调了一个个儿，突然间你的下属很理直气壮地叫你一声狗崽子。那个时候会觉得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你并不是很愤怒，你并不是想跟他急，但是你会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记得第一次斗我父亲的时候，我就是喊不出“打倒田方”这4个字来，我记得我哥还臭骂了我一顿。说：“你怎么搞的你！”我说：“我不知道，就是张不开这嘴。”然后是我父母都进去了。那时候院子里就剩下海默。每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聊天。我从后头敲敲他那墙，他知道我来了，他也敲两下墙，我就翻墙过去。那一次不知道他是有预感还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壮壮，你该读书了。”然后他就把他那书架里好多好多精装的古文的全部都拿出来了，大概有40、50本。他说：“你今天晚上都拿走。”我特别懒，我说：“我跳墙进来的，拿不走这么多。”他说：“那你明天来拿。”他说：“你一天拿一点，一天拿一点。这些书呢，我慢慢地告诉你都读哪一些，你一点一点读，你把我这儿的书都读完。”我就走了。下午我4点多钟的时候去找他，想去拿书，发现他们家被封上了，他被抓走了。4、5天以后，我听说他被打死了。

　　杨：他是被打死的？不是自杀？

　　田：被红卫兵打死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认识的人去世。可能人懂事不是一瞬间像庄稼拔节似的。插队前一天我去看我父亲，那次给我人生中特别大的一个震动。早晨我5点多钟骑自行车去看我爸，天刚刚亮，是冬天。我骑到北影厂的门口，然后敲门。“找谁？”我说：“我找田方。”“劳动呢！”我说：“我明儿要走了，让我看一眼吧！”“你等着吧。”“哐！”铁门就关上了。一会儿，老爹就来了，隔着一个铁门。他扛着把铁锹，正好是逆光。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们俩对视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父亲这个人没有话。然后我就觉得他那眼睛在一点一点地给你讲好多事情，讲你的安全，你自己一个人要怎么着注意，你应该相信我呀，等等等等。那是我第一次读一个人的眼睛，我说不上来，就是挺震撼的。然后他就说：“你走吧！”我说：“你先走吧！”他就扛着铁锹，特别长的身影，慢慢慢慢走。我就走不了了，坐在土城上抽烟。那会儿挺小，17岁，抽了大概有1个小时的烟才站起来。

　　杨：想什么？

　　田：也不知道想什么。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大了，跟前面从14岁到17岁的时候不一样了。整个文革，我觉得包括海默这一群人给我的那感受全部都是渗在心里了，然后你就记住了，可能永远也挥之不去。

　　妈妈、儿子和电影

　　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当被问到平生最爱是什么的时候，田壮壮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这样的排列：妈妈、儿子和电影。

　　杨：我很想了解，当你连续几个影片都遇到问题，甚至被禁拍的时候，作为有着革命历史的你的母亲，怎么跟你谈这个事？她应该很正统的是不是？

　　田：她正统，但她很正直。其实以前我们两个在这些创作看法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经常吵得几天不说话，甚至吵到有一次几乎要断绝关系了。

　　她在从艺30周年那一次，我挺受感动的。她挺希望我去。那时正好我拍戏，我说我抽半个小时过去吧，就给她买了一束花过去。我坐最后头，在政协礼堂，远远的我看着他们那一群老人，那天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说，她为什么老有那么燃烧的东西。她有信念，她坚信着她那一个信念。我觉得这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她拥有信念的时候是最坚强的人，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为这件事情付出，她都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人。

　　杨：你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你比她更幸福吗？

　　田：如果去比的话，我觉得她是有信念以后学的艺术，我是先学了这一行，然后逐渐在这一行里去找自己的一个信念，那我肯定苦恼比她多。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信念支撑在那儿，而我是慢慢慢慢找到一个可以终身相伴的信念的。40岁以后，我可能会觉得我挺坚强的，就是说，你不让我拍戏什么，你不让我做什么，我都能承受。

　　杨：说说你的儿子。

　　田：你可能也知道我家庭生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跟我儿子特别有感情。我拍《盗马贼》的时候，他生下来45天，我看到了他。第一眼见他，我觉得，怎么这么寒碜一个孩子呀！

　　杨：刚生出来的孩子跟小老鼠似的。

　　田：看他手吧，我觉得好像有6个手指头。我就在那儿数，手指头脚趾头都是5个。然后，从第二天起，所有的吃喝是我管的，我管了整整1年零3个月。

　　杨：专职爸爸。

　　田：那个时候他没有喝过任何人工的水，全部都是拿蔬菜打的；没吃过猪肉，全部都是鱼类、水果，全是我给他做的。就是说，只要在这屋里有我的声音，他不会去别人那儿。结果到3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脸上出现小紫斑，他妈妈带他去看病，一看完了就打电话，哭得没声了。我说：“怎么啦？”她说：“这小孩儿得住院，说血小板就剩5千了，随时可能出血就完蛋。”那天晚上我记得我特别伤心，我就说谁要是要我眼珠子我都换，只要能换他活回来。大夫就说你们家儿子特别有意思，你在的时候吧，什么事都没有，你一走，他就自己坐床上哭。1个星期之后，他的血小板大概就恢复到了8千，在还不到1万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接出来了。这之后就让他学画画，我找了一本昆虫解剖书，他就开始画昆虫。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迷上昆虫，后来每年带他去南方，暑假寒假都一定带他出去。比如十三陵，就我们俩大概跑了有几十次。

　　杨：抓蛐蛐去了。

　　田：抓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基本上就跟本书似的，你问他什么虫他都知道，哪种好，哪种是哪个国家的。

　　杨：你跟他像朋友一样是吧？

　　田：从来没拿他当我儿子，都是商量。

　　杨：他对你的电影有过什么样中肯的评价让你感到惊奇的？

　　田：他所有的评价就是：“还行。”

　　茶马古道

　　2003年，田壮壮远赴云南怒江流域，拍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面对神秘的原始森林、高伟的山脉以及那些不卑不亢的原住民，他又一次找到了久违的快乐和单纯。

　　田：我从1980年拍《红象》一直到现在，对云南有一个情结，真是魂牵梦绕。那个时候是我、张建亚、谢小津、曾念平、张艺谋、吕乐、侯咏、冯小宁我们8个一起去的。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好。有一次我记得回来以后，夜里大概有几万只萤火虫，我们从萤火虫里穿过去，半空是亮的，那种感觉特别神奇。那时候住的酒店，都是3毛钱一张床的酒店，有跳蚤有虱子。我们每天脱得赤条条的，拿皮带把那个衣服吊到房梁上，就是怕虱子跑进去。

　　这一次拍《茶马古道》走的是我没有去过的路，你不知道前头是什么，就知道只能住帐篷，只能够吃方便面和压缩饼干。

　　杨：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你觉得身体上……

　　田：我第一天晚上特别害怕。我带着摄制组，有女孩子，有设备，有钱。我不知道当地人会怎么对待这个摄影组，不敢睡觉。

　　杨：你觉得人家要真想抢了你还能阻止谁吗？

　　田：我觉得能挡住。

　　杨：你怎么挡？

　　田：绝对能挡住，我会用一拨人护住一拨人，来遏制一拨人。因为什么？我觉得不会有恶性的东西。现在面对好多事情，我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参考，就是吴老师(吴清源)。人会被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困惑，比如说，这么大一个办公室，我得养着这些人，而我又不是一个挣钱的人；还有，在学校又要做好多事情，我每天回去真的挺累的……

　　杨：但心里边比前几年静了是吧？

　　田：对，可能真的过了40岁以后，火气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和了。事在人为。吴老师说的嘛，时机到了就成了，时机不到再做也没有用，他说叫“君子适中”。

　　杨：这是“君子适中”。

　　田：所以用不着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