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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专访:这十年其实我离电影挺近的(图)
YULE.SOHU.COM  2004-05-25 16:1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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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对电影始终是“禀性难移”
 

  “《德拉姆》上映的第一天,我就问制片方:如果没有人看怎么办?这部电影不是特别适合每一个人去看的电影。我明白电影跟音乐、文学一样,主流的、流行的东西永远卖得最好,但是,必须有人去做我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东西断裂。”

  “我觉得观众不是上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神,那会让导演忙不过来。也许今天的人无法接受我的东西,可是我认为那都不重要,只要我认定了那是有价值的,我就会坚持。”

  “我明白拿着一个剧本,到处找人投资的那种辛苦,可是这10年都这样过了。这10年其实我离电影还是挺近的,不过只是离自己的电影比较近。”

  德拉姆究竟是什么?在藏语里,就是“平安女仙”的意思。在中国影院里,能公映的纪录片不多,公映的国产纪录片就更少了,《茶马古道-德拉姆》这部纪录片能在影院里公映,不可否认或多或少是因为“田壮壮制造”。在纽约,有数百名观众在电影院外等待退票,而在中国,有人问田壮壮为什么要拍纪录片而不是“电影”?

  记者专访田壮壮是在《德拉姆》广州记者招待会之后,除了获知他对中国电影的使命感,还知道了他是一个可以在手机上玩游戏玩到电池全部耗尽的人。

  对那里的人我只能仰视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多拍纪录片的人尝试对这一原始状态给予人文关怀,你当时进入这个地区的心态是什么?

  田壮壮(以下简称“田”):现在茶马古道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有很多人为它写书,为它干嘛干嘛,我也想为它做点什么事情,所以拍了这个片子。其实茶马古道从提起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当初是一批学者要走这么一条古道,他们走了整整两年。那时候碰巧是中国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拍片,就跟上了他们中的一位云南大学教授,叫木霁弘的,我们每年都用三四个月到处跑,跑了四五年后,我觉得可以把茶马古道影像化。

  记:出于另一种人文关怀?

  田:我只是想纪录下来我看到的,但我不想像Discovery那样拍成特别冷静地介绍,也不想拍成反映当地拐卖妇女之类的新闻纪录片。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一种人与环境间的转移。我和老牧去采访马帮,当时的景象不是四、五匹马在草原上溜达,而是四、五十匹马一路跑来,然后他们忙着给马卸货、装货,很壮观。我们很激动,因为跑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我想,可以拍一部关于修路与马帮消失的片子,后来我决定把片子拍成我对这个地区的印象。我不想把它拍成关于马帮文化的片子,表达他们怎样吹铜锣,怎样卸货,怎样吃饭之类的,那些我觉得是人类学的范畴了。

  记:不带人文关怀的纪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田:去那里是为了修缮自我,获得一种心境,在那里你可以更容易地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探险者走进这一地区,我觉得我拍摄的这个地方,3年后旅游业一定会很繁荣。

  记:因为你拍了《德拉姆》?

  田:不不不,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拍出来,那些却正是吸引力所在。比如石门口那里传说以前没有人可以通过,很多要过去的人都会从山上摔下来,后来有一匹马,它跳下山,竟然就把石门口劈开了,从此人们才得以过去。更巧的是,现在在石门口,经常会出现一白一黑两匹马,它们带着几只小马在那里溜达,吸引了很多人在对面山头对他们进行拍摄。奇怪的是,以前马是很少出现的,现在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我没有去拍,因为这种神秘的东西是拍不出来的。我原本的拍摄动机是对修路产生的后果给予一种人文关怀,现在看来,我拍摄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情感——爱。那里的人特别好,我经常每天都走去不同的人家聊天,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他们的那种情怀,我只能仰视。

  我相信这是由于他们的信仰

  记:《盗马贼》里你就在讲述信仰,《德拉姆》讲述最多的似乎也是信仰?

  田:应该说除了信仰,还有家庭、感情。

  记:信仰对那个地区意味着什么?

  田:这个地区一直处于一种自律的状态,我觉得信仰在这种偏远的山区起到一种稳定社区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一名孕妇爬树摘果子时不慎掉下来,因出血过多不治身亡,山民们决定为她举行一个葬礼,我提出可否让我拍摄葬礼。他们同意了。在晚上拍摄时,他们甚至还问我要不要帮忙,要不要移动一些东西方便我的拍摄。我当时很受触动,他们竟然在这个时候都能这么体谅他人,这么为别人着想,我觉得这是由于他们的信仰。

  一场电影只有两个人看

  记:我看的《德拉姆》是天河电影城22:40的那场,全场只有我和我朋友两个人。

  田:我听说了有一场只有两个人。

  记:听说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电影本身是有市场诉求的,每个观众都有他关心的东西,现在的人可能对这种片子比较冷漠吧。有人说这是宣传策略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看电影跟读文学一样,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这部电影不是特别适合每一个人去看的电影。我大四的学生看了之后连续四、五天都在热烈讨论,大二大三的孩子,只觉得影像特别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是简单地把观众分为文化高和文化低的两部分就能解决。我们的观众总是习惯观看某种特定类型的片子。

  记:如果没有人看你觉得怎么办?

  田: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说希望大家都买票捧场,我只能说,习惯看这种类型的电影的朋友会觉得它拍得不错。像《纽约时报》有人专门评论这个片子,说拍得如何如何好。而像中国有些采访我的娱记,连电影里有纪录片这个类型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会理解?

  记:《德拉姆》的受众在整个观众群中可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你真的没有压力?

  田:从心里面说,我不太在乎。

  记:受众有选择接受哪个传播者的自由,那你作为传播者,在拍摄时是不是也已经选择好受众了?

  田:我懂得我拍的东西的价值,也许观众不会喜欢,但是我拍下来的人物和景象,在学术上肯定有其价值,因为中国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新闻性的,很少有人会从我的角度去拍。

  记:看不懂的人也就不屑于让他们来看吗?

  田:是,也不是。我觉得像张艺谋,他拍武侠片是非常认真的,因为他想做这件事很久了,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纯粹是商业炒作。人们老是说观众是上帝,我觉得导演和观众之间应该是朋友,我认你作朋友,也要你也认我作朋友才行。电影市场实际上就是无数的观众在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有人选择你,有人不选择你。我觉得在市场上总会遇到欣赏你的人的。你只能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这种类型的电影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记:在国外,比如美国,有很多人喜欢你的片子,你觉得他们的喜爱有没有对封闭文明的猎奇?

  田:外国观众观看这类片子是会用口碑相传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时,他们会讨论这个纪录片拍得如何好,那个又拍得如何差,从这一点看,他们应该不是纯粹的猎奇。何况《德拉姆》没有什么猎奇的东西在里面,我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民俗的东西,如果要猎奇,那个地区有很多东西可供猎奇,但是在我这部纪录片里,我都删去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那里最主要的文化特征。

  其实我觉得要让国内的观众接受这类电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电影是立体的,需要慢慢被消化。我觉得主流电影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像纪录片这种东西也应该存在。

  记:所以你要做电影的传道人?

  田:有一点这个意思吧。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禀性难移,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没有办法从中得到快感。

  拍纪录片同行应该支持

  记:10年没有拍电影,是不是有点……

  田:我对电影有一种宗教感。

  记:这10年你对电影的态度有什么影响?

  田: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想拍的东西我不能拍。

  记:是你想拍拍不了,还是你不想拍而不拍的东西比较多?

  田:一个人四、五十岁时正是黄金时期,怎么可能不想拍东西?原因肯定是另一个。那我就只能另找出路,比方说改建电影院、建网站等等,我其实想过很多,也做了很多。这10年其实我离电影还是挺近的,不过只是离自己的电影比较近。

  记:这10年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田: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总结,但是人变得比较纯粹了。以前我总想赚多一点钱啊,做点什么啊之类的,现在我不浮不躁,只希望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以前一两年拍一部片子时,脾气很不好,现在脾气倒是变得平和多了。

  记:如果这10年来你想拍的东西都能拍了,你还会去茶马古道吗?

  田:你这么问我还真说不准。不过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过那一带,对剽悍豪迈的少数民族很有好感,所以说不定我还是会去的。另外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喜欢在行走中思考,因为在行走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也不光是跑云南,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跑,这对我作为导演而言,是精神和智力的补充。

  记:那如果不是因为这10年,你会像现在一样远离城市远离剧情吗?

  田:应该会。我不是特别喜欢拍市场喜欢的片子,而且到某个时候,我会感到自己需要出去,需要充实自己,需要经历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骨子里还是希望去走的。

  记:上次我采访侯孝贤,他说正是因为他和杨德昌的原因,让台湾的年轻导演一味追求模仿他们的拍摄风格,渐渐地,台湾电影死了。

  田:我觉得那是他谦虚的说法。当然会有人模仿成功的大师,但是他们可能学得不像。电影如果只有一种类型,那么必死无疑,像以前我们每年花几千万只拍主流电影,总是死得一塌糊涂。现在的创作越来越多元化了,不能只拍给民工、学生或白领看。

  记:现在中国导演都开始关注原始生态,像陆川的《可可西里》,更多人在做纪录片,你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好事吗?

  田:《可可西里》的片子还在剪,我还没看。我问过他那是不是实验电影,他说是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陆川很用心做这部电影,我认为那就是价值所在。

  记:中国纪录片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田: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像《最后的马帮》、《铁西区》很多都很不错,纪录片也应该有各种形态,我倒是挺担心同行之间的,同行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中国的纪录片应该更丰富一些,不出三五年,应该会有一个提升吧。纪录片永远都不是主流,大家能关注到电影有各个种类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色情电影,世界上还有更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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