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方，著名法学家。延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毛泽东的速记员。建国后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政治秘书长达10年，见证了共和国公安的成长历程。

　　我是1951年的1月，给罗瑞卿同志当政治秘书。这个事情呢，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的时候，专案组说是你是罗瑞卿怎么把你调去的，怎么找你的，怎么看上你的？我说不对，我说我到罗瑞卿那当秘书的时候是我看中他的，是我自己去的。他们都很奇怪。我说1950年，开始公安部工作比较忙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各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要准备镇反，各个地方的电报、文件很多，当时候公安部有个办公厅，办公厅主任徐志勇，副主任是刘副之和李国章，我呢是秘书处的处长，这样就给罗瑞卿送文件，给他看。

　　有一天呢，忽然罗瑞卿写了很长一封信给我们，说是王仲方同志并徐刘李主任，你们三个人是主任或者秘书处长，你们这个把这个文件就送到我这让我来办，你们都不提意见，好像成了我是你们的秘书、处长、办公厅主任了，挺不满意，说是以后你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徐志勇同志就组织我们在一起，一看，哟，罗部长生气了，他挺紧张的，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一方面向罗部长检讨，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另外呢就想怎么办呢这个？所以当时徐志勇同志提出来，咱们干脆派个大使坐在罗瑞卿的身边帮他办这个事。那么想谁去当这个大使啊？因为罗瑞卿这个人是挺严肃的，一般的讲呢，就不大敢在罗瑞卿身边工作，特别是处理这个文件、电报，如果你提的意见不恰当，如果处理得不恰当，那挨的批评挺严厉的。那么这样子就谁也不敢去。

　　这样拖下来以后，可是这个不能够老拖着不解决啊，所以后来我一看这个电报越来越多，这个怎么办呢？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我说看这个样子，你还是应该设一个政治秘书来帮你管这个文件电报，最好的人选呢，在当时来看是刘副之同志，因为他呢业务比较熟，能力也很强。我说如果刘副之他办公厅离不开他，怎么办，我说我可以来试一试，合适了就行，不合适我就回来。

　　结果罗瑞卿看这个信以后说行，这样我就去了。所以呢，说是罗瑞卿怎么单独地看中我，我说这个情况倒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主动地毛遂自荐去的。这就是我，1951年1月吧，就到罗瑞卿那去了。

　　我主要的是帮他处理这个大量的文件、电报，因为当时各个地方的文件、电报呢很多，我就从这个里边分别它的轻重缓急，从这里面挑出最重要的，必须要部长亲自看，他批示的，我先要挑选出来看了以后，先提出意见，说这个事情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好，然后他看了以后，就根据电报的内容或参考我的意见，他就提出他的批示意见。他批示以后，我根据他的批示，再译出大部分的电报。电报译出来以后，经过罗瑞卿看完以后，他再经过党组传译以后发出去，我就做这个事。

　　当时候罗瑞卿身边有五、六个秘书，有的是管业务局的，比方有的人是联系一局的，有的人联系三局的，有的是联系北京市公安局的，还有联系公安总队的，个人都有分工，我虽然是个头，但是我不管他们的事，是他们直接对罗瑞卿负责，我只管我自己的，处理这文件电报，就这样我已经够忙的了，一天，白天黑夜都在干。

　　这样的事情开头的时候是有的，因为我还不了解，不完全掌握罗瑞卿的脾气和他对处理这种事情的方法，和他的文风，他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改得比较多，一直到后来比较熟悉了，比较默契了，我基本上写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修改就用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也讲说，你跟罗瑞卿俩为什么这样默契，是什么道理？老实讲，这也是经过比较长的学习、摸索来的。

　　罗部长呢，他是一个，对党和毛主席是个赤胆忠心的人，对保卫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他是鞠躬尽瘁，几乎用他全部的力量去从事这个事业。所以他对公安工作来讲，他是抱着这种心情，就是说要干工作，公安工作，不干则已，要干的话就要干到底，死了以后就埋在公安坟，就是说公安工作的时候，奋斗终身吧，他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全国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他的影响下面，当时也差不多大家大多数人都是树立这种心情。

　　我一去的时候，当时是1950年，有一个发动镇压反革命的双十指示。这个时候双十指示发表以后，全国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面就发动起镇反运动了。这个时候呢，毛主席就让这个罗瑞卿亲自到下面去考察这个镇反运动搞得怎么样。我一去的时候，罗瑞卿说，你来得正好，赶快组织一个班子，咱们出去。结果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的班子，跟他一道就到了这个湖南的长沙，广东，广州，然后呢湖北，这么整个地这么走了一趟，沿途考察这个镇反运动。他每到一个地方，各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和公安厅长就汇报他们当地镇反运动发动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经验。罗部长听了以后，当时他就肯定他们的成绩，罗部长也说，要针对他们提些意见。这样我就根据这个汇报的情况和罗瑞卿的意见，赶快就写这个向中央的报告。

　　到一个地方就得给毛主席写报告，而这个报告呢，基本上毛主席看了以后都是亲自批发的，转给全国的。所以这个期间的时候，我是一上马以后就碰到这么个紧张局面。有的时候罗瑞卿这个人，他一天也不闲着，一天就忙，上了火车，还在告诉下面到哪个站，把那个地方的县公安局长调上来，调上来汇报，汇报完以后，到了下一站他再下去。我呢就在火车上帮助他这个记录啊，整理，然后在火车上写了报告以后，到下个地方了，就马上这个电报就发给毛主席了，所以一路上搞得挺紧张的。那次，给我很大的一个考验。罗瑞卿他也是开始试试，回到北京以后，他才肯定说，就他认为我可以。

　　经过这个考验，我那个路上老实讲，真是够紧张的。我们公安部有个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当政治部主任，叫尹昭之，他也是很好的一个同志，文笔也是很好的，但是他就身体弱一点，跟着跑一趟以后他就很吃力，受不了，所以后来他就说，算了吧，我还是换个地方吧，结果他就到政治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