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逻辑学。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张伟平和张艺谋们采取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策略。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是绝大多数人下意识的本能反映。但是以牙还牙必须得讲道理，讲道理还必须符合逻辑，否则无法服众。张伟平和张艺谋们还击媒体批评时足够伶牙俐齿，遗憾的是常常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最典型的一条就是偷换概念，比如将“张艺谋电影”和“中国电影”划等号，并进而给所有批评张艺谋电影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还有如预设一些貌似正确实际不然的伪命题，再以此去否定批评意见，比如反问：“难道好莱坞的大片商们对影片的欣赏水准还不如我们的个别娱记吗？”再比如一些有因无果的大话——如果观众看了《十面埋伏》不哭就来找我，不但反击不了公众的批评、遏制不了公众的反感，反而徒留笑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辩论的双方在遵循逻辑的问题上不能平等，对话将永远停留在各说各话的层面，结果无益于将真理越辩越明，反而会将积怨越吵越深。国人在受教育的阶段对于逻辑学的学习大有欠缺，即使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所学专业与逻辑学关系不密切也对逻辑持模糊的态度。我们经常看到街头大打出手的景象，并常有人指责他们素质太差，其实这其中就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素质。对殴的双方往往是从争吵开始的，但随着一方或双方脱离了逻辑的轨道，争吵就失去了基础与标准，胜负只有靠武力分出。

　　第三是社会心理学。制片人张伟平也曾说过：《十面埋伏》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影片（当然接下来还有“但是……”）。既然知道这一点，又何必事先把自卖自夸的话说得太满呢？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谦逊而不是以张扬为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明知不易兑现还要坚持给受众过高的期望值，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反感有多强，张伟平和张艺谋们不可能不清楚。还有当年《英雄》提前试映时一对一地盯防首批观众，虽然为了防盗版心切，可出于社会心理学的考虑也该想一个更温情一点的办法吧。再说这次《十面埋伏》首映庆典出了凯瑟琳·巴特尔耍大牌的意外，就算片方惹不起远道而来的国际大腕也就忍气吞声罢了，又何必因指责本无过错的指挥余隆而自毁形象、惹人反感呢？正是由于对社会心理学这门课程掌握的不好，张伟平和张艺谋们这次才把观众逼进了“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的死角。一错之后，再把自己的恼羞成怒全部转嫁到媒体上，把在媒体上撰文批评《十面埋伏》的人们妖魔化为一小撮联手扼杀张艺谋的野心家、阴谋家，这就更是一种明显的处置失当。《北京晚报》最近有两篇文章对张伟平和张艺谋们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这种幼稚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一是《张艺谋们的电影信用：从〈十面埋伏〉的炒作说起》，二是《媒体不是〈十面埋伏〉的假想敌》，其中都多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真知灼见。

　　第四是社会经济学。为什么张艺谋早期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影片没有创造出《英雄》般高昂的票房？不仅仅是影片的类型问题，还有当时社会大背景和张艺谋艺术生存环境与今天的迥异。为什么对张艺谋新片批评声音的“分贝”越高影院的收入也直线上升？除了国人好看热闹的社会心理学原因之外，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独特属性——其质量必须看过才知道，而一旦看过交易就已经发生——也是造成上述怪现象的重要经济学原因。近年来，电影界越来越注重作品感，导演们纷纷在片头打上“某某某作品”字样。这里且不评价张艺谋此前作品的优劣，就拿《英雄》和《十面埋伏》来说，其实严格意义上已经不适合“张艺谋作品”的称谓了，因为影片中张艺谋的艺术含金量已经微乎其微。不过要称其为“张伟平作品”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影片的最大亮点来自张伟平的炒作以及炒作出的高票房。关于这方面的炒作要诀和驾驭一些媒体的经验以及如何将炒作转化为“生产力”的规律性内容，将来确实有必要加以总结。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读张艺谋，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想强调的一点是：张艺谋二十年的电影创作历程表明了他的复杂性，既不是简单一个“好”字或“坏”字可以概括的，其影响和对他的评价与理解更不仅仅局限在电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