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冬临比较聪明,在场上是靠头脑来踢球……当然他的脑子比他的腿脚要灵活得多。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1995年1月10日星期二,春节晚会前夕,这是一年中演员最忙的时候。冬临和晚会导演出了车祸。导演伤不重,冬临的脑袋却从前边的挡风玻璃那儿出去了!他被送到了医院,傻傻的,目光呆滞。据说当时医生向他提出很多问题,冬临都不能作答。 医生:“今天几号?” 冬临:“……” 医生:“在哪儿撞的车?” 冬临:“……” 医生:“家住哪儿” 冬临:“……” 医生:“你的名字?” 冬临:“……” 医生初步给下了结论:“严重脑震荡……哎,听说你现在在什么剧组?” 冬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 医生:“你演什么节目?” 冬临:“小品《有事儿您说话》!” 医生:“你没事儿!回去吧!填个单子,你叫什么名字?” 冬临:“……” 蔡明这样评价郭冬临-- 冬临脾气急,爱发火,尤其是玩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玩牌,三缺一,让冬临搭把手。冬临说:“让我跟你们玩可以,但是有个条件:输了带急的!”那谁还跟你玩啊! 那次我、郭达和冬临在一起,接到张老师(芳明)的电话,问我和郭达有没有时间去参加比赛,我说,行,我们有时间。冬临就问我们俩什么事儿?郭达说,“明星队比赛呀!”冬临说,“真不够意思,你们参加明星队都不跟我说一声儿!我可是运动健将,原来打过冰球,在学校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都呆过……总之,我强烈要求参加明星队!”我说,“那我给你说说吧。” “你说管用吗?” “我是财务总监!说话当然管事儿了!”后来就开队委会讨论,大家一致通过。我负责通知冬临:“冬临你填个表吧。” “还填表哪?!” “那当然啦。还得找两个介绍人哪。我算一个,另一个是郭达。表一定要认真填,要详细:姓名,性别,曾用名,出生年月,民族,家庭出身,配偶情况,子女情况,海外关系……都得写清楚!” “我这儿入党哪?” “告诉你,一年后转正,转正那天得宣誓!” “……那你入队的时候宣没宣誓啊?” “我是财务总监,当然不用了!” “我是不是还得写份血书啊?” “血书就免了……” 就这样,冬临混入了“革命队伍”…… 大家都喜欢冬临,因为有他在场就热闹。明星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刚进队的“新同志”都得“敢怒不敢言”地被“老同志”“调教”几天,尤其是在“试用期”时。冬临刚进队的时候,一到吃饭就猛表现,一会儿给场上队长陈岩夹一筷子菜,一会儿给队委张国立舀一勺汤。场下队长牛群拍着冬临的肩膀说:“小鬼呀,你转正的会马上就要开了。你光照顾他们俩,你知道场下队长是么概念吗?”冬临一愣,顺手就把春波嘴里的东西夺下来:“别吃了!队长,你一句话,我让他们上别的桌上吃去!” 国立“语重心长”地开导“新同志”:“你们要做到,一般的队员,让他们吃饭,礼节性的说一声就行了;对于‘老同志’,要把菜夹到人家碟子里;像我们这几个队委是要挨个儿喂的,你懂吗?”春波假装委屈:“那我们还吃不吃了?”冬临狠狠地“冽”了春波一眼,“哪有咱们吃饭的工夫?!赶快起来照顾‘老同志’!” 在飞机上,冬临把着厕所门,不让春波进,说让“老同志”先解决。春波憋急了,便操一嘴东北话跟冬临“讲理”:“冬临哪,盏(咱)俩四(是)一伙的吧?四(是)一块进队的吧?我比你晚来一赤(次)你就这样对我呀?” “……那你可以上。你过来顶着门,让我歇会儿!” 冬临就坐下了,正好坐在那英旁边。那英靠他肩膀上就睡。冬临膀子累得够呛,也不敢走开。他说:“我不敢动啊,她是队长啊,我是‘新同志’啊,我就扛着吧!”后来有人告诉他:“那英是啦啦队队长,她管不着你。”冬临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啊!”当时就把肩膀一撤,把那英闪的!“干什么你,郭冬临!” “你是啦啦队队长,我不归你管!” 冬临是队里的“功勋”板凳队员,教练轻易不派他上场,他就在场下不住嘴地说笑话,来鼓舞其他“板凳队员”的士气。“……有两个哈尔滨人吧,骑车拐弯时撞在一起,就对骂:‘你拐弯咋不给个手势呢?’‘首饰(手势)?我还给你个项链哪!’”正在那美呢,教练傅玉彬喊:“郭冬临,上场!”冬临激动得声儿都变了,“真的,这难道是真的?!”然后就像一只精力充沛的大蛤蟆,蹲在地上蹦啊蹦的,怎么都停不住。教练喊:“你还上不上了?!”“上上!”冬临站起来就跑,被小傅一把拉住:“跑反了,这边儿!” …… 中国明星足球队成立3周年晚会上,郭达和郭冬临引吭高歌。用的是五六十年代很流行的一首老歌的曲调,歌名叫:《真像一对亲兄弟》。郭达和郭冬临俩人自己填的词,来歌颂俩人辉煌的“板凳队员”生涯-- 郭达:“我叫王小义--” 冬临:“我叫买卖提--” 合:“我俩都是40岁,个头儿差不离哎,个头儿差不离。” 郭达:“我在队里当替补--” 冬临:“我坐着板凳上不去--” 合:“两上苦瓜一根藤,我们踢球到一起--哎--哎--” 郭达:“蹬上新球鞋哎--” 冬临:“穿上新球衣哎--” 郭达:“蹬上新球鞋哎--” 冬临:“穿上新球衣哎--” 郭达:“你看我--(过门儿)” 冬临:“我看你--(过门儿)” 合:“我俩笑嘻嘻哎,我俩笑嘻嘻。同志们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对亲兄弟……” 他们俩的演唱赢得了大家经久不息的掌声! 想着冬临那可乐的样子,我把这个题目给了他--《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如约来到了我家里。坐在我的对面,给我讲他“那过去的事情”。 不怕你笑话,那时候单位发一只鸭子 我也要送出去,发一箱苹果也要送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我是个不爱玩的人。小时候,没有人跟我玩,我只有自己看书。我特别喜欢看人的成长过程,这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死的,爱情是怎样的。我特别喜欢人物传记。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这个人才36岁。他的《序》写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本来不想写回忆录。但我们隔壁有一个人自杀了。这个人多大岁数呢?只有32岁。32岁就自杀?这个人太幼稚了。我得赶快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因为我要再晚一点,人家会说我幼稚…… 今年我也32岁,但我的经历和思想最少有50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搞话剧。因为别人都认为,并且搞曲艺的人自己也认为,搞曲艺的比别的艺术行当低一等。那时候我就觉得演话剧的比搞曲艺的高一头。现在我才明白,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曲艺是最吃工夫的。这个行当是最锻炼演员的。我考试是我爸陪着我去的,我爸跟我说:“你算了,我不是瞧不起你,这个不是咱干的。你还是踏踏实实地跟我回曲艺团当个快书演员吧!”我说:“我绝对不干!”怎么那么巧,就考上了。 我是A型血,要干就是极端,会干得很好。要不就干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一个男人其实挺冤的,东挡西杀。看透了是这样,看不透还是这样。他们说郭冬临你胖乎乎的,有什么冤的?我跟你说一件事。 前两年,某电视台的一个剧务给我打电话:“郭冬临,明天下午两点来排练,有个小品。”我那时候还没有名,也没有车。我说,“X 老师,家里有点事,我得晚一点去,能不能来个车接我一下?” “……你丫还想不想上了?!” 两年以后,还是这个剧务给我打电话:“是郭冬临老师吗?” “哎呀是X 老师!” “您可千万别叫我老师!是这样的,郭老师,有一个节目需要排练,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派个车去接您。两点到您家楼下,您看您什么时候下来?” “不用接我,我自己去吧。” “不行,导演说了,我们得跟着您,您到哪儿我们心里得有个数儿。这样好不好,我们的车在您车前头领着您……”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怪谁呀,谁也不怪,怪自己。谁让我两年前没火的?!你火了,别人就尊重你。 一个演员就得不停地上晚会,不停地演出,观众才能记得你。但除了艺术,也是拉关系。不怕你笑话,那时候单位发一只鸭子我也要送出去,发一箱苹果也要送出去……这种日子整个过得人抬不起头来!加上小时候对生活没有保障的惧怕心理,形成了我内向、喜欢独处的性格。大家在一起,男男女女,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突然就会沉默。我会默默地坐在后面看着他们。我经常感到悲从中来。我常常问自己:大家一块儿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跟大家一起玩呢?其实不是摆架子,就是不自信。听听音乐,听首歌,看个电影,我都会掉泪。有时候开着车,外边下雨了,我都能哭一场!一边开车一边哇哇地哭!到家把眼泪擦干,装得没事一样。 送葬那天,下着毛毛雨, 刮着风。我从冰柜里把我爸拖出来 前几天有个栏目采访我,问我最崇拜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父母。他们认为我回答的太简单了。我说,我的父母跟普遍意义上的父母是不一样的。 我爸爸是个山东快书演员。那时候也不讲什么“腕儿”。演出时,我爸爸从台侧走到台口麦克风前,掌声就响起来了。我爸就是有人缘和台缘。男人女人都这样,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丑不丑,有没有台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干这个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我说山东快书。我爸说,什么时候铜板把手磨出茧子来了,什么时候书就说好了。我就用铜板来回磨手。 “文化大革命”时,查出来我大爷解放那年跑台湾去了,这不我们家可倒霉了!就因为这层关系,中央广播说唱团就没敢要我爸。母亲也要受牵连,下放回烟台。我们家仨孩子,我还有两个哥哥。 我爸受冲击以后,不让上台演出了,工资也停了。妈妈又没工作。我爸就每天拉着大板车,到罐头厂取货送货,挣点钱。有一次我爸回来,带回来一套袖沙糖,把我们乐得呀!夹馒头吃。第二天,我爸说:“你们在家等着,我还去拿。”什么叫“拿”呀,其实就是偷。就是为了孩子呀!我爸从来不吃糖。那天下班时,我妈带我去接我爸。到了厂门口,就见两个人把我爸推推搡搡的,我爸给人家陪着笑。那两个人说:“他偷我们的糖,放在套袖里,让我们抓住了!”我爸爸说:“那我给你放下行了吧?给你放下行了吧……” “不行!明天你别在这里干活了!”怎么求都没用,我妈两行热泪就流下来了。跟我爸说:“咱回家吧……”回家的路上,我爸一句话没有。我妈不停地流泪。 没办法,我爸又另找了一个活,还是拉排子车送货。有一次,我跟我爸爸拉了一车的货,路过一个饭馆。里面卖馄饨、面知、包子、糖三角。走了半天,身上冻得够呛,也饿了。身上没钱,但带的有干粮。我爸跟我说:“三子你在这儿看着车,我进去要碗热汤。”一会儿我爸出来了,说:“人家不给。三子你进去吧,你是孩子,你要。”我进去了,一看好多人正吃饭。我走到一个桌子前说:“阿姨,给我一碗汤吧……”人家说:“去去去!这小孩哪来的?!”这时候我爸把车锁上也进来了。我们就等人家吃完了,看碗里剩点汤,我爸就把带的饼泡泡给我吃。拿第二碗的时候,有一个女人,40多岁,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形象!满脸横肉,胖得跟猪一样。她眼睛看着我们,往馄饨碗里吐了一口唾沫!我爸就这样看着她,把碗端过来。当时我塞了一嘴饼,看着我爸。我爸慢慢地把两个半碗倒在一起,泡上饼,就那么吃了。我爸是个搞文艺的人哪!是个从鲜花掌声当中生活过来的人哪!演出时我爸的节目排在倒二,侯宝林爷爷“攒底(压轴)”我爸爸是这种演员哪!一下子落到这种地步,他能够这样!我说,“爸,多脏啊!”我爸看看我,默默地吃,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我爸当初是怎么忍下来的!当着自己儿子的面!我爸太难了!他是用行动告诉我:活着太不容易了。 一提这事,我就想哭。 他这辈子只打过我一次。是因为请马季老师吃饭。 马季老师跟我爸爸关系特别好。包括唐杰忠老师,赵连甲老师,侯宝林爷爷,我爸一人送他们一个罐头瓶。瓶子外面用玻璃丝编个网套,喝茶用。那时候特别兴这个。这都是我爸在罐头厂干活的时候得的。 我爸特别会做菜。那时候家里穷,没那么多钱买肉。我爸也有办法。先把肉炒出来,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炒一个菜加一点肉,等端到桌上之前再加一点肉,盖在菜上面,显得菜里的肉很多。平常家里吃不着肉,菜端上来了,我光挑肉吃。我爸瞪我两眼,我没在意。因为我最小,我妈特惯我。我爸又瞪我一眼,我还没在意。我爸“啪”给我一巴掌,说,“三子,别吃了……” 我爸当时是笑着说的,怕让客人难堪。这一巴掌把我的牙都打掉了,满嘴流血。我妈把我抱到里屋。等马季他们走了,我妈跟我爸吵了一架。我妈说:“你凭什么打孩子?他不就是想吃两块肉吗?!”“这些人都是从天上来的!请都请不来呀!虽然咱们原来跟人家共过事,但是咱们现在不如人啊……上咱家是瞧得起咱们,孩子太不懂事了……” “他才多大?!你就下这么狠的手?!” …… 俩人7天没说话。 在我印象里,我爸从来没跟我玩过。惟一的一次就是带我去看电影《渡江侦察记》。回来的时候,我爸骑着自行车,我站在车后座上,搂着我爸脖子,很有点电影里在船上的那种感觉。我爸乐坏了。我爸很少乐。 我爸爸1987年去世,脑溢血。根儿还在我大爷身上。为了他我们家吃尽了苦。好,终于联系上了!因为我爸拍了个电视剧,在福建播出了。我大爷的一个同事看了电视剧,说这个演员长得怎么这么像郭长如?郭长如就是我大爷。这位同事就带了一盘录像带回到台湾。给我大爷一放录像,我大爷说:“没错儿,这就是我弟弟!”我大爷1988年退役,退役之前不能来大陆。说只能在香港见面。我爸去了香港,又跟着我大爷到了台湾。哥儿俩见了面儿,抱着哭啊,笑啊,在地毯上坐着,也不上床睡觉。聊啊聊啊,一聊好几宿。我爸回来时带来我大爷给我们买的盘子、冰箱、给我和我妈买的衣服。我爸坐飞机回来,到哈尔滨刚下飞机,就不行了,人还没到家,直接拉到医院。我妈赶过去,问我爸:“你怎么了?!”我爸说,“我……我……”一句话没说出来,3分钟就咽气了! 我爸这一生啊! 当时我在普陀山拍戏。普陀山是个有灵气的地方。那天拍完戏往回走,特别寸,一条小黑蛇唰唰就从我旁边过去了。我当时喊了一句:“哎呀,蛇!”虽然我五大三粗的,可特别怕蛇。刚回到剧组,就收到电报:“你父病故。”那一年,我爸54岁。 …… 推我爸上火葬场那天,下着毛毛雨,刮着风。我从冰柜里把我爸拖出来。我爸穿了一身“小地主”的衣服,长袍子,头上戴着一个瓜皮帽。剃个秃子,眼睛是后来给合上的。推的时候瓜皮帽掉下来了,扣在爸爸脸上。我把帽子拿起来,鼻梁上压了一个坑。我含着眼泪,给我爸捏鼻子,想把鼻梁捏起来。捏完了我手上一层白霜……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就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 后来我回去给爸上坟,问我哥:“把咱爸埋哪儿了?我去烧烧纸。”我哥带着我走,走啊走啊,走也走不到。我问:“到底在哪儿啊?”我哥说,“就快到了……”最后把我领到一个海沟跟前,全是水,旁边是礁石,说:“咱爸就在这里……骨灰已经洒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咱爸又不是养鱼的,怎么把骨灰给扬了……我在哪烧纸啊?!” “……” 我眼泪就下来了,我爸找不着了,谁知道流到哪儿去了…… 我妈妈弹着弦子给我唱。唱三句 我就听不下去了,跟我妈妈抱头痛哭! 看上去我什么都像我爸,长相啊,上台的做派呀。其实我的性格更像我妈。我妈最疼我。在她眼里,她儿子哪儿都比别人好。19岁之前我没有离开妈妈一步。女孩给我写条我都给我妈看。而且我的性格弱点就是那时候形成的--自卑。那时候我们家就是穷啊,就是穷造成了这一切。现在我觉得挣一块钱都是钱。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穿过一身新衣服,没有穿过一双新凉鞋。最多的时候我的凉鞋粘过28处。从别的破凉鞋上剪一块下来,把火筷子烧红了一烫,就粘上了。我脚上永远是泡。 那年我爸爸干活砸断了腿,在家一呆就是18个月。我妈妈带着3个孩子,怎么办?总得活啊!我妈就带着我去卖艺挣钱。跟着我妈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唱大书。我第一次上台是5岁。 一次到济南去演出,想搭个货车。一听说那趟火车是去济南的,就去找人家说。想坐守车。坐守车不是舒服点儿吗。(注:守车是一列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压运员可以在里面休息,冬天还可以烤火。)我妈求人家:“大哥,帮帮忙,我带着我儿子去济南,搭个车。” “你上来可以,你儿子得上前头去!” 那家伙不怀好意!我妈就站在那骂:“XXXX!”两边骂起来了。火车“咣咣咣”往前走了。那时候我的个子很矮,也就到我妈腰那儿。手里拿个弦子,鼻涕拖老长,也不会说普通话,一嘴山东话,学着我妈骂:“XXXX呀,XXXX呀……。” 天下着大雪!没办法,就扒火车。那次扒的是煤车。煤车的车厢上边没有顶,车一开起来,寒风刺骨,一会儿就能把人冻僵!为了让我暖和点儿,妈妈手脚并用地在煤堆上刨了个坑,把我放在里面,再用整个身子覆盖在外边……等到了地方把我抱出来,已经分不清哪是煤哪是我了!真像山东快书小段里说的那样,说了个姑娘特别黑,黑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掉在煤堆里,找不到了。只好拿棍去捅。硬的是煤,软的就是姑娘……跟着妈妈唱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经常吃不上饭。有一次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妈妈说:“三子,你等着,我去挖点地瓜。”我妈饿得发晕,低着头只顾挖。挖着挖着,就见面前两只脚,顺着脚往上看,人家主人站在那里!已经看了我妈半天了。那人说:“你干什么?!”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尝尝……” “尝尝?你尝尝都挖一筐了?!这是尝啊?!”也就是搞文艺的能说出这种话,“我尝尝”。 我妈是唱徐州琴书的。一场唱两个半小时,收两块五毛钱。那次唱《王天宝下苏州》中的一折,叫《马前泼水》。唱到半截儿,我妈小声叫我:“三子,妈累了,你给妈垫个场。”垫场就是我唱一段,让我妈休息会儿,我妈再接着唱。当时垫场说山东快书小段,就是那段:“说了个小孩叫小华,他妈让他学文化,第一天老师教了三个字,你,我,他……”我说,“妈,那么多人,我不唱……” “三子,妈求你了,唱吧,妈累了……”我妈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妈,我不唱,我困!”我妈“咔嚓”就把弦子撅了,跟大家说:“对不起列位,今天这两块五我不要了!我要教训教训这孩子!”我妈把我拉到麦场上,用竹坯子打了我一个多小时,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妈一边打一边哭:“……三子我打你为什么,你不懂事啊!将来你干不干这个我不管,你应该知道疼人在,你应该救你妈,我要中间下来喝口水,场子就凉了。人就会走光的!就没人给钱了你知道不知道……”打完了我妈又抱着我哭! 跟我妈去唱书,赶上哪家就在哪家吃饭。一次人家端上来地瓜小米稀饭。地瓜这东西偶尔吃一顿可以,老吃就不行了,吐酸水。那时候我妈教了我很多曲艺行当里的行话。我就用行话跟我说:“妈呀,捻嘬啃头(“捻嘬”就是不好,“啃头”就是吃饭。“捻嘬啃头”就是饭不好吃的意思。)妈哄着我:“三子,啃吧。”(“吃吧”)我还念叨:“捻啃!捻啃!……”(“不好吃,不好吃”)我妈“啪”给我一巴掌:“捻啃!捻啃!什么都捻啃!好好啃!”(“不好吃!不好吃!什么都不好吃!好好吃!”) …… 多少年了,我一回家,我妈想起这段日子就抱着我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孩子受苦了,你小时候我对你不好,老打你呀……”我说,“妈呀,你要不打我,我到不了今天这步啊!妈你把琴拿出来,再给我唱一段吧!”我妈妈就弹着弦子给我唱。唱三句我就听不下去了,跟我妈妈抱头痛哭!我妈妈每次都拍着我说:“我儿子没忘本呀,我儿子没忘本呀……”我买车的第一天,在三环路上开着,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也有自己的车了!”我妈一听就哭了,一边哭一边骂:“XXXX的!我儿子也有今天哪!……” 我妈妈现在住在大庆,一套四居室。我每个月给我妈妈寄钱,找了两个小阿姨照顾她。一个给她洗衣服收拾屋子,一个给她做饭。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感情上精神上没办法。我在北京也过的是动荡的生活,东跑西颠的,也没法把妈妈接过来。而且我妈有糖尿病,心脏病。那边同学啊,医院啊,大夫啊,都比较现成。我经常劝我妈:“妈呀,爸也死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找个老伴儿吧。”我妈说,“三子……我没稀罕够你爸……” 人家都说我是孝子,我说我不是。我要是孝子就应该给我妈买个房子,再开个菜园子,跟我妈一块儿住。把我妈伺候到死,我再出来干事业……虽然我现在也算有点儿知名度了,但是自卑的心理并没有完全消除。如果现在人家跟我说,郭冬临,从明天起永远没人用你了!我会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原来想到去擦车,但是冬天怎么办?在国外,我看见一个卖胶水的。他弄了两块砖头,中间连了一块布条。用胶水把布条和砖头粘在一起,在地上拖着走。那意思:就说我这胶水好不好吧!还有什么可说的,砖头不好粘吧?布不好粘吧?人家拖着在街上溜达!将来我要演一个卖胶水的人就能用上……以后我没饭吃了,我也可以去卖胶水……九五年春节晚会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小品《有事您说话》给人一种悠悠的感觉。给观众留的印象比较深。我特别感激那年春节晚会导演,给了我那么一个机会。从那儿以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坐出租车也不要钱了--当然咱们不能不给人钱。人家从我身边走过,喊一声:“郭冬临!”这一声比给我3万块钱都高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拼命奋斗想得到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得到了!这一切,你自己都承受不了。好在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是谁。 听着冬临浸透泪水的心声,我想,“快乐的板凳队员郭冬临”这个题目是不是该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