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社会”拯救票房

　　在经过大量的短片摄制和最初几部长故事片的尝试之后，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正式进入了长片的拍摄阶段。

　　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张石川、郑正秋合作的《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不仅改变了“明星”公司经营上的窘境，而且刺激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引发了一波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潮。影片的题材也引来了很多跟风者，使得“社会问题片”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影坛盛极一时。

　　电影笔记

　　孤儿救祖，孤儿救市

　　谈到《孤儿救祖记》，史书上往往会以“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为之定论。至于“艺术的成熟和完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准则，加上影片已经失传，更是无从评说。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孤儿救祖记》所带来的巨额票房收益及其对日后的深远影响，却足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有了10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通畅的出路，什么样的影片能够适合中国观众的胃口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至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明星电影公司，同样没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间，明星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和《大闹怪剧场》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猫画虎。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依靠肢体语言表现的喜剧根本不对中国观众的胃口，直到今天喜剧依旧是周星驰、冯小刚这些“口头主义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只能是西方喜剧的特产。而“明星”当年的另一部作品《张欣生》则可以视为《阎瑞生》的跟风之作，同样取材与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实命案，不过影片过于渲染案件的残忍细节，以致诸如“蒸骨验尸”这样的骇人场面引得当局不满，提早给这部电影亮出了红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业绩可谓惨淡，这或许是令张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主张显然未能奏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推崇兴趣的拍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未能找准观众的“兴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郑正秋“教化社会”理念拍摄的正剧《孤儿救祖记》却阴错阳差地落在“兴趣”之内，自此改变了明星公司的命运，中国电影也有了新的运行轨迹。

　　1923年，明星公司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电影讲的家庭内部遗产争斗的故事尽管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足以营造出一场罕见的观影热潮。《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开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

　　无论如何，《孤儿救祖记》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仅为明星公司打开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国电影潜在的市场。至于这样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许因人而异，但描写家庭亲情、骨肉分离的题材却绝对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借《孤儿救祖记》之风，明星公司此后又接连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题材的影片，这股热潮也一直持续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才告一段落。

　　而此类题材的杀伤力，却在日后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屡次得以验证，从郑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到在80年代银幕与荧屏上的两枚“催泪弹”——《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渴望》，无一不是履行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刘帆)

　　关键词

　　《孤儿救祖记》

　　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影片讲述的是一场争夺财产继承权的家庭纠纷，一位富翁听信侄子谗言，将守寡且有孕在身的儿媳赶出家门，儿媳含辛茹苦地将孤儿抚养成人，最终孤儿在危难之际救下祖父，赢得继承权。扮演儿媳的王汉伦凭此片成为当时的顶尖明星，尤以扮演悲剧女性闻名。而郑正秋之子郑小秋在片中扮演孤儿，由此走上银幕，成为一代男星。

　　“职业反派”

　　《孤儿救祖记》中扮演侄子道培的王献斋本是眼镜店员出身，因为将角色的阴险歹毒演得活灵活现，从此专演“坏蛋”，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反派类型演员。他的代表作还有〈新旧上海〉、〈脂粉市场〉等片。

　　史海探疑

　　中国影坛第一搭档　情逾骨肉、心同志合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是身兼老板和主创的张石川和郑正秋窥探电影市场、揣摩观众心理的一次试金运动，作为对中国电影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一对搭档，长期以来他们两人在国内得到的评价却不太一致。

　　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杨远婴教授，她称郑、张二人为伯仲兄弟，二人虽然一瘦一胖、一文一武、一雅一俗的内外不同，但却是生死相依地摸索出西化道路：郑正秋创造家庭言情剧模式，张石川踏出娱乐电影途径。无独有偶的是二人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跻身商海，郑帮养夫料理生意，张与舅父经营经营演艺。看看郑、张二人的从影传记就可以发现二人屡次绝处逢生的那种智慧，也不少背水一战的勇气，在经营方面郑正秋的所谓“教化”也往往屈就于张石川的言情或者武侠的外衣之下。

　　杨远婴提到，以往的研究似乎一直扬郑贬张，或许是因为郑正秋有更多的著述和我们所说的道德感和使命感，常年身着棉袍，人称“好好先生”，可以说他代表了当时娱乐行业中的模范形象。而张石川提倡的技术论是希望老百姓们“哭得痛快，笑得开心”，他认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影片放映后能向别人有头有尾地讲述故事，意味着影片可能受欢迎，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他是一个精通生意经的人懂得观众效应。二人的侧重不同，二人也在不断的合作之中互相吸收加以调整，郑正秋的许多主张多见于当时的报纸和刊物上，而张石川更像一个实干家。他们在我们现在还经常讨论的电影的宣教功能和商业目的之间找平衡。当时他们提出的“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就是两种认识平衡的结果。

　　1935年7月16日47岁的郑正秋英年早逝，很少感言的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上动情的说，他们两人“是心同志合情逾骨肉的朋友”。（实习生 张悦）

　　链接

　　社会问题片

　　《孤儿救祖记》开了中国社会题材电影的先河，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片机构在三四年时间内拍摄了大量涉及家庭道德、教育、妇女等题材的电影，此类电影由于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希求变革的背景相呼应，相当受观众的欢迎。直到1927年前后，古装片开始盛行，社会问题片热潮才告一段落。

　　“明星”公司郑正秋、张石川之后的创作延续了《孤儿救祖记》的思路，并向遗产和教育问题、妇女问题两个方向发展。在前一方向上，两人拍摄了《苦儿弱女》、〈好哥哥〉、〈小朋友〉等片，后一方向上拍摄了〈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歌女〉等片。

　　长城画片公司的著名导演侯曜在这一时期也拍摄了多部社会问题片，比如《弃妇》、〈摘星之女〉和借鉴莫泊桑小说〈项链〉情节的〈一串珍珠〉。和郑正秋、张石川两人的创作不同，由于侯曜受欧美文学戏剧影响较深，他的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式人物和新的思想，比如女权、民主政治等等。

　　此外，大中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人心〉、神州影片公司的〈难为了妹妹〉、友联影片公司的〈倡门之子〉、百合影片公司的〈苦学生〉、上海影戏公司的〈弃儿〉等片也都是在“明星”公司影响下而拍摄的社会问题片。

　　坐标系 1923年

　　好莱坞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自己压倒性的影响力，当年，以刘别谦为首、包括布科维茨基、波拉·尼格丽、克拉利在内的一大批德国电影精英被吸引到美国工作。

　　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发表了杂耍蒙太奇理论，他的理论和其电影实践使自己获得了电影蒙太奇之父的称号。

　　11月28日，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学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影迷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