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曾经和英若诚、于是之等人下乡搞创作，跟他们相比，我是一个晚辈，而且又不是搞创作出身的，但在跟他们的讨论中学到的东西是在学校中学不来的。英若诚在剧院有个外号叫“英大学问”，跟他接触的那两三年里，我把在大学里未能完成的作业都完成了，莎士比亚、易卜生等戏剧工作者必读的作品我都是在那时读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随和、幽默的人，对年轻人没有架子，而且时常能迸发出新的想法。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剧院建院50周年庆典过后，之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如果有戏剧学派，那自然非焦菊隐先生莫属，但那也是未完成的中国学派。这种说法显然与学术界焦菊隐先生即中国学派的理论有出入，于是当时有很多人抨击我，认为我是反焦菊隐的。英老倾听了我的想法，并同我交换了意见，还说有时间咱们好好谈谈，没想到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前年，我还请英老帮我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克里奥兰纳斯》，后来改名叫《克里奥兰大将军》，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个戏赶紧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