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做喜剧去演

　　昨天清晨，天蒙蒙亮，接到英家打来的电话，得知英若诚伯伯夜里病逝的消息，我不禁泪如雨下。我和英伯伯在7年前相识，并在那一年成为“忘年交”。通过他我认识了英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也听他讲述过许多英家的故事。

　　因为英伯伯的爸爸早在1948年就去了台湾，所以家族成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但是，英伯伯总是说：“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做喜剧去演！”这一信念伴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留给大家的是一串又一串欢乐。无论外面风云如何变幻，他依然飘逸洒脱，骨秀神清。这也是英伯伯留给我最深刻、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世界在他眼中永远是明亮的。

　　英家是个大家族，属于那种仅得温饱便可体面自尊的书香门第。英伯伯的爸爸妈妈共育有六男三女（二子、长女早逝）。由于历史原因，英家一家人陆续从北京分散到全国各地及海外，聚齐一次极为不易，所以家族聚会往往被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家里屈指可数的几次聚会，对儿孙们而言，热闹非凡，用“盛况”形容决不为过。在英氏家族中，英达、英壮和英宁这一代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聚会时往往扮演着端茶倒水、递手巾板儿的角色。他们聆听父辈们谈古论今，妙语解颐，真的是一种享受和幸福。英若诚伯伯属于“老顽童”系列，日常生活中趣事轶闻层出不穷，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忍不住偷偷发笑。

　　英若诚伯伯在众兄弟中间以多谋善断、学识广博著称。他因从小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长大，据说他的英文比中文还要好。他“在家都打着领带”，以至于儿孙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假洋鬼子”。少年时，曾有出高额赏金诱骗弟弟们喝凉水，等弟弟们喝完几公斤后又想赖账，终遭兄弟们“追杀”的不良记录。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英伯伯在旧货市场看中了一辆老式摩托车，买回来经多方修理后，总算能跑起来，尽管车屁股后一串串飞扬的黑烟和振聋发聩的噪音，可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帅呆”、“酷毙”的机动车。事情坏就坏在修车师傅扔下的一句话：“这车玩命跑能超过50迈。”于是英伯伯就朝这个目标努力，拣人少的地方开练，当摩托车开到30迈时，已是车身乱颤，左右摇摆，当达到40迈时，已是上蹿下跳，难于把握。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再进一步冒险了，英伯伯到底是英伯伯，危急关头方显英雄本色。只见他身缩腿弓，轻舒猿臂，猛地加上一把油门……刹那间车的结构基本散掉，人也像子弹般被射了出去———他肋骨断了两根，脑震荡昏迷了3天。醒来时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同志们，我飞出去时，速度绝对达到50迈了！”话虽这么说，英伯伯却终生不敢再碰任何型号的摩托车了。

　　　英若诚伯伯留给我另一深刻印象是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晚年的英伯伯赶上了学电脑的热潮，看到别人用电脑打出来的稿子，他觉得比手写的要清楚许多，于是就委托侄子帮他找一位电脑老师。他的侄子给我学电脑专业的弟弟打电话，于是20岁的弟弟就成了70岁英伯伯的电脑“老师”。第一次看到英伯伯，弟弟难免有些紧张，于是英伯伯就说：“别看你年轻，但是你会的东西我不会，你就是我的小老师，你要严格要求我呀！”电脑学习进行了几个月，由于弟弟的赴美而停止了。

　　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病中英老健谈戏剧

　　第一次得知英若诚先生罹患肝病的消息大约是在1996年底，尽管我只是一名与他素无谋面的戏剧爱好者，但心中对他的健康十分挂念，这当然是由于我对他在话剧《茶馆》、《推销员之死》以及《围城》等影视剧中的风采仰慕所致。然而几个月之后，我便欣喜地得知，在本报文化部和北京音乐厅合办的除夕夜“唐宋名篇朗诵会”上，病中的英老先生表示愿参加此次演出，幸运的是，我是负责报道此次活动的记者之一。

　　据说，那是他病重之后第一次的公开亮相，但由于老先生身体的原因，那次活动我们并没有去打扰采访他。我只记得在后台看见他的身影，那样的枯瘦让我心惊。他一身笔挺的西服，步履缓慢，但却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上舞台。他一上台，台下立刻鸦雀无声。他朗诵的是李叔同的《送别》，不长，中途他却停顿了一段时间———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走上舞台表演真像是拼尽力气。

　　此后几年虽然鲜有他的消息，但我总是想，这是他身体安好的表现吧，我并没有想过，作为记者，一定要采访他。然而去年5月份，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即将访华演出《威尼斯商人》的发布会上，英若诚先生不仅出席亮相，还与记者们大谈戏剧。看到老先生精神健旺的样子，我不由得问演出主办方：如何把老先生请出来的？他的病好了？对方说：“没有，老先生对这台演出很感兴趣，从医院里出来参加发布会的。他对戏剧活动特别热心，也特别愿说，要不给你安排一个他的专访？”我问：“可以吗？”对方说：“估计没问题。”

　　采访约在了英若诚住院的协和医院，进病房之前我被叮嘱，别让老先生说太多话。等到我进了病房，立刻对自己的来访感到歉疚：老先生半卧在病床之上，正在输液。想起他在发布会上的谈笑风生，我开口便问：“您现在身体是不是好多了？”他看了我一眼，举起自己插着管子的手说：“你看这样，像好吗？”

　　那一天我再次体会到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对舞台和戏剧的深深迷恋，他一谈起戏剧便滔滔不绝，眼中充满了光彩。他说起戏剧的隽永和电视的粗糙，提到了剧作家决定剧院的风格和受欢迎的程度，说起他对眼下戏剧界一些问题的担忧，谈到他希望自己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北京人艺能像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样长盛不衰。他的观点独到、精辟，语言相当干净清晰，让我觉得像上了一堂精彩的戏剧课。其间他几次因说话费神而喘息，旁边的人和我都欲终止谈话，都被他摆手阻止了。我不忍向他提问题，以免打扰他太多，但他却以自己的博闻强记告诉我戏剧世界诸多我不了解的精彩。结果那天我没能遵守事前得到的嘱咐，我的到访让他说了很多话，让他累得直喘气，也让他激动了。但走出医院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对我个人来说，或许是一生中的重要一课，无论是因为作为记者采访到他，还是因为自己对戏剧的热爱。

　　后来，尽管那时候老先生并没有因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人物，但那天我的采访仍以《病中英若诚健谈戏剧》为题发在了文娱新闻版上，因为我们都认为，病中的他能这样和我们畅谈戏剧，便是那些因他的经典演出而感动的人们愿意看到的最好消息。

　　然而现在他走了，他是今天新闻事件的主角，却告诉我们他已离去不再回头。余下的，是他一生的精彩。（记者姜薇、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