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６月３０日电

　　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话剧《雷雨》、《阮玲玉》、《李白》等演出，演过电视剧《英雄无悔》、《来来往往》等，曾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三届“文华奖”。在人们的眼里，濮存昕是当今最走红的演员之一，他所从事的职业充满感性色彩。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濮存昕却很冷静和理性。真诚和踏实是他一贯保持的做人原则，理想和信念是支撑他艺术生涯不竭的动力。“七一”前夕，本社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有２０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记者：很多人在形容你时常常用“人淡如菊”。在演艺圈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是什么使你保持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

　　濮存昕：作为演员，我追求功名，但是每个人追求和看待功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从２４岁到３３岁在空政话剧团只演过一个戏，那时候不着急吗？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忘记准备，你要知道好演员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像赵丹、于是之等前辈，他们所饰演的角色曾经深深打动过我，就成了我的标准。

　　所以我现在也认为自己还不行，是个刚进步的演员。我刚刚开始得奖，还有很多奖没得过。虽然我获得过一些观众奖，有观众认可也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说明我还没有拳头产品，我还没有真正感受满足感。

　　记者：你认为艺术家和演员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濮存昕：我们总把艺术家当作一个称号，但是艺术家的本质就是演员，一个好演员。我把每一个角色从零开始演起，每一句台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演员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是自己放下自己。“积习”是演员成长和创造最大的障碍。有些演员认为演戏轻车熟路，是挣钱的手段，这是最大的障碍。

　　记者：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耻于言利，对演员更抱着宽容的态度。即使是这样，你却从不靠绯闻之类的手段来提高知名度。

　　濮存昕：我认为这种看法只适用于一些演员，但是没有普遍性。至少我不用那么做，那样只适用于“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下了舞台，我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坐飞机俯瞰云海和大川大河，你会感到个人的渺小。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个人微不足道。

　　记者：就算在戏剧处于低潮期，你也没有放弃在话剧方面的追求，而且成名后你还会推掉一些拍摄影视片的机会把人艺的演出放在第一位，是什么使你对话剧如此执着？

　　濮存昕：说起来很多人都认为不可思议：虽然我从小在人艺长大，我的父亲苏民是人艺的老导演，但是我到人艺演戏却绕了一个大圈子，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演员很容易忘掉初衷。我在外边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要分清楚，什么是赚钱的事，什么是人艺的事。这个地方不挣钱，但是我要一辈子和她有联系，这里有我最想实现的东西。

　　坦率地说，我认为最高级的东西是在舞台上，如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和戏剧。它对人有更大的挑战性。在这里，演员创作和观众欣赏之间形成一个最佳的交流方式：演员不断有新鲜的东西要表达，而观众对演员有信任感和期待感。

　　我觉得一个成熟演员的标志是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人跟我说去录盘带子吧，很多影星都录。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事。我知道戏剧是我要做的，我的影视都拍不动了，但是我的话剧还要演。话剧对演员的能量释放有一种享受感。

　　记者：你常说过去吃过的很多苦对你是一份财富，那些经历是怎么影响你的？

　　濮存昕：在北大荒插队时，我喊过革命口号，发誓要为保卫祖国献身。那种朴素的情感一直影响我。在看到《英雄无悔》剧本中那些英雄的、理想的台词时，我有感觉，我能把它们真诚地说出来。在拍《来来往往》中，改革开放２０年我身边的朋友，我见到的事，以及我对他们的思考都变成塑造角色的营养，里边有我对他们的理解、同情和批判。

　　记者：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你是怎样看的？

　　濮存昕：不久前，我回到当年下乡的宝泉岭，赵尚志烈士就掩埋在那里。我参观了赵尚志纪念馆，看到了赵尚志唯一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日本鬼子在杀害他时为验明正身拍的。他蓬头垢面，消瘦的脸黑极了。当时，我心灵受到震撼，这就是我们景仰的英雄，抗联将军，年纪轻轻就献出了生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从那时起我理解得更深了。当时他们牺牲的时候就是想着为了将来，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今天我们过着和平安逸的生活，除非在教科书上，关于他们我们平日想得很少。

　　看看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今天国富民强，安居乐业，正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谁能不说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我们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来自国家的兴旺发达。虽然我们经历了艰难曲折，经过８０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更加光荣和伟大，始终是走向进步的原动力。只要我们认真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中华民族一定会实现伟大的腾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