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忠于自我 绝不自恋

追求平衡

电影生存之道　　

　　张杨的老爸是张华勋，作为1980年代的著名商业片导演，《神秘的大佛》、《武林志》带给观众与香港动作电影不一般的新感觉。毕业之后的张杨，相对于同为第六代的其他导演来说，在“比爹”的游戏中首先胜出，人脉、阅历让他的起步很快，先是给张华勋做副导演，但是因为沟通有困难，父与子对于电影的理解大有差异，张杨开始寻找机会做导演。

　　1997年拍摄的《爱情麻辣烫》，是当时少有的时尚爱情电影，“在别的国家，类似的都市题材是主流，但是在中国就很少。我们这边台湾有杨德昌，香港也有一些好导演，但是内地就是不行。”当时电影创作环境不太好，很多导演的电影都成了“地下电影”，张杨坚持自己的电影一定要可以公映，爱情的题材容易过审，这也是拍那部电影的原因。张杨一直生活在北京和广州，喜欢都市题材顺理成章，张杨电影的生存之道是平衡艺术追求和市场发行。不过“都市题材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好拍，一是题材容易敏感，二是离观众太近，不容易拍。”一对新人看到了五段爱情故事，大家都是饮食男女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烦恼和幸福。张杨称“那部电影其实是有感而发，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处于感情纠纷之中，我就想拍部电影反映一下。”《爱情麻辣烫》投资250万元，但在内地创下了3000万元的票房，仅次于当年的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版权更是卖到了48个国家，张杨在家庭和社会上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返回封面】【下一页】

　　张杨是独生子，小时候顽皮得很，为此挨过不少打，张华勋出生于1936年，他那一代人往往运用最简单最原始的管教手段。长此以往，张华勋和张杨的父子关系就很紧张，张杨的反抗方式就是吵架、甚至嘲笑父亲的言行，但是张杨对于张华勋从事的电影工作还是很感兴趣，经常悄悄的偷看父亲带回家的剧本。张杨14岁的时候，拒绝重写作文，张华勋又习惯性的训斥他。张杨立马逃跑到大街上，张华勋追出来，父子隔街相望，张华勋说当时他在张杨的眼睛里看出深深的仇恨，他不由心悸不已，虽然以后多次向张杨道歉，但父子关系也没有回到融洽和谐。青春期的张杨，觉得实在没有和父亲沟通的办法，说话都很勉强“老觉得在家里呆着特别郁闷，想跑出去，越远越好。”张杨跑到广州上大学，就是选择逃避，眼不见心不烦。

　　《向日葵》中父子之间的“人生对抗”，差不多就是张杨本人经历的翻版。“因为离家时间长的关系，反倒有了亲近感，但假期如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就又绷不住了，开始吵，吵到最后我又跑掉了。大二暑假，张杨参与编导并担任男一号的实验剧《行星启示》在北京公演，他的才华被中戏一位老师所赏识，老师向他发出了转学的邀请。对此事，张华勋有过反对，他不愿让儿子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因为“电影之路实在是太艰辛了”。但他最后还是妥协了，甚至亲自跑到广州帮儿子办理转学和户口等种种琐事。【上一页】【下一页】
【《向日葵》高清在线】

　　中国的父子，往往因为熟悉而陌生，过度坚持自己的判断而很难做出超越年龄、亲情的沟通，推己及人往往对父子关系无效。拍摄《爱情麻辣烫》时，张杨没有告诉张华勋，影片上映时才请父亲来看，张华勋看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看着父亲逐渐远去的背影，张杨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那一刻，我觉得父母老了，我们需要沟通了。” 《爱情麻辣烫》之后，张华勋也试图与儿子交心。“有一次我回家，我爸去帮我遛狗了。他留给我一封信，说我们不能沟通、不能相互理解，他觉得非常矛盾，心情很不舒畅。这封信对我触动很大，人和人之间，即使是最亲的人，想真正做到面对面地谈心、交心，其实很难。” 张杨没有回信，但信一直揣在包里。拍《向日葵》时，演员的情绪出不来，张杨就拿出这封信，当着众人念了一遍。念完，张杨就哭了，周围工作人员也哭了。 电影《向日葵》中父子之间的“人生对抗”，可以视作张杨本人经历的演绎，张杨说：“我拍电影是因为这是一种传播我想法的方式，我常常感到有话要说。”

　　《洗澡》、《昨天》、《向日葵》，或者是将亲历的情感带入电影，或者直接请朋友演出自己。“我和父亲之间有着人生中很难想清楚的问题。他是我最亲的人，也是生活里和我矛盾最深的人，其实这也约等于我周围这一代人和父亲的关系。 对这一关系我进行了很多思考，自然而然在构造故事的时候偏向这一题材。人人都离不开家庭，我觉得人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家庭的概念中都可以表达。因为家庭这个概念涵盖了多个方面，不光是父子，通过一个家庭你可以去写社会，也可以去写人内在的东西，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写，我在选择电影题材的时候，会选既是让我苦恼的问题，也是大家都在面临的问题，而恰恰这些问题又都可以从家庭中表现出来，所以我更愿意用家庭这个概念去承载故事。我希望观众在看到这些电影的时候，从中也可以看到电影中的‘自我’。”

　　张杨与贾宏声在中戏就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与巩俐同班的贾宏声本是一个年轻优秀的演员，从1987年到1993年，他主演了《夏日的期待》、《银蛇谋杀案》、《黑火》、《黑雪》、《北京你早》、《周末情人》等影片。这期间贾宏声接触并疯狂喜爱上了摇滚乐，同时又接触了大麻和软性毒品。从此贾宏声不再接戏，性格也变得极端、偏执、疯狂、歇斯底里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直到2001年，张杨把贾宏声的生活搬上银幕，拍成了最勇敢的电影《昨天》。电影中的人物贾宏声一家用的都是真名真姓，他要崩溃的父母、周围的朋友，包括与贾宏声相识多年的张杨以及该片的摄影、美工、副导演也共同参与演出。影片跨越整个九十年代，是这一群同龄人的追忆，“大家都希望片子能够比较真实地表现出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感情、理想、苦恼”。贾宏声是个极端的例子，他触摸了那一代人的边界。“和自己死磕，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贾宏声在电影、也就是现实中，这么自问自答。【上一页】【下一页】

　　然而贾宏声从那以后又消失了，这是张杨最大的遗憾。“从内心讲，我是想通过《昨天》帮助他，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影片上映后，他还跟着我们巡回宣传，后来就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张杨也只是偶尔从照顾他的贾父贾母那里知道一些情况。“他又回到以前的封闭状态，我们都很遗憾。”当年有记者追问以前的状态是不是指吸毒，张杨坚决地予以了否认：“所谓回到以前的状态，不是说他还在吸毒，他早就戒掉了毒瘾，只是内心有些死结无法打开！”《昨天》对于自己的意义，张杨觉得“接近自己想拍的一部电影的形态，它是我们这一代人血液里的一部分”。《昨天》“关注人的情感变化、思想的变化，注重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东西和两代人的沟通交融。”

情迷北京 谈《无人驾驶》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基本发生在东京或其郊外，伍迪-艾伦的则是多数都在纽约，杨德昌更是力求刻画台北的真实形象，他们的镜头或写诗或写意或很现代性的观察一个城市的变迁，与前辈们一样，张杨也是一直将拍摄北京作为自己的长期功课。近年来，巴黎、纽约、成都等城市也有意识的推出城市包装电影，而香港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城市，当然是香港电影的超密集表达。《无人驾驶》的灵感来自于《撞车》，后者是对洛杉矶城市与人最恰当的呈现，《无人驾驶》也是对迷惘失落的都市中人极具诚意的致敬，感情的迷失是当下中国人最重要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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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娱乐：你说过《无人驾驶》是都市爱情片，这部电影比你别的作品都有突破。突破在什么地方？

　　张杨：还是回到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故事，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现代城市故事，比如看国外的电影，上学的时候，包括台湾的导演，杨德昌的很多电影，早期的《恐怖分子》、《独立时代》其实都在写当下人的生活状态，思想的、情感的东西。这种电影在中国就特别少，没有，所以我从一开始，作为年轻的一代，就特别喜欢这种电影，想去拍这种电影。其实《爱情麻辣烫》只是拐个弯、抹个角就开始了，从爱情的这么一个故事开始。后面的片子虽然或多或少都跟城市有关系，但是比如像《洗澡》，它就是特定的一个老北京的状态，《向日葵》也是跟我小时候的生活、老北京的概念有关系，都是这种，还是没有说到今天这种生活的那种状态，可能实际上《无人驾驶》又回到今天这么一个状态里面。

　　搜狐娱乐：你会不会觉得《无人驾驶》那种感情、那种都市爱情有点纠结呢？

　　张杨：其实你越写到现代，写到今天越难写，为什么这种现实题材少，我觉得是好多人在回避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写到今天的生活，离大家非常近，人人都可以去表达对电影的评价，因为太熟悉了，所以说在现实题材里面要挖掘人的困境，所思所想，身处其中的人和这个时代到底关系是怎样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会触及到个体对生活的认识，情感上的危机，或者一些不如意或者如意，这些东西可能很自然都要带到电影里面去。【上一页】【下一页】

　　搜狐娱乐：泛娱乐时代很多人不会在意关于人性的困惑的探讨，你怎么样让这个电影好看，把这些东西融进去？

　　张杨：我觉得恰恰是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更需要有这种话题比较严肃的电影。我的概念很简单，电影可以用商业的方法去包装推广，可以用明星，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话题、电影的主题需要严肃的东西，尤其是在娱乐化、商业化，大家都在完全奔着这种概念的时候，恰恰严肃的主题不能仅仅是娱乐的。全部是娱乐，那观众也会傻吧。不可能所有的创作者都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做电影，我觉得电影一定有它娱乐的一方面，同时也有它必须严肃的一方面。

　　搜狐娱乐：《无人驾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

　　张杨：首先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以年轻人看为主的电影，因为里面写的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是三十来岁的人，就像刘烨，高圆圆，李小冉演的这么一组人物，70后这么一个年代的人。然后王珞丹和黄轩演的这一组，其实就更年轻，像80后、90后这么一帮孩子。我自己觉得首先这个电影它的定位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概念，表达的也是非常城市中人的心态、状态，以及生活方式、生活概念，对今天这个城市的概念，我觉得诠释得也非常的到位。因为在国内拍城市电影总是拍得不理想，一个是对现代人心态把握得让观众总感觉有点假，有点距离。这个电影我觉得跟今天的人的生活离得很近，离今天这个城市也很近，所以它的观众就是真正生活在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那天有一个采访，有一个记者归纳得挺好，我们现在真正的城市人生活，年轻人的生活，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主流人群的生活。车子、房

子、孩子，这些是城市人的主流话题。但是这些在电影里呈现得非常少。反而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古代的（故事），是电影的一个主体。对我来说，恰恰应该反过来，电影应该去表达主流人群他们思考的东西，或者今天生活的一个状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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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杨
导演也有无奈

　　搜狐娱乐：之前在电影学院采访你时你说艺术圈已经死了，还是这么觉得吗？

　　张杨：我们所理解的过去的那种非常沉闷、苦闷的艺术片，我觉得真是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基本上包括我自己，如果你再给我看那种非常苦闷的片子，它不是长镜头的概念，是说整个电影出来那个气质，其实离今天的生活非常远，又是非常边缘的几个人，边缘的几个话题，边缘的一组所谓的比较现实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觉得这种片子在中国现在就挺难生存的，因为跟今天的生活离得特别遥远。

　　搜狐娱乐：你说都市爱情电影越来越不好拍了。

　　张杨：我的意思还是刚才说的现代城市电影太少，我一直希望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会播，所以我所说的难拍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概念，尤其现在城市片，就是因为离观众很近，所以就不去表现现实的东西。之前跟你也说了，都市爱情电影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难，难就是有很多话题性的东西，它太敏感，太尖锐，你可能触及不到，你触及不了，或者你不能往深了去触及。比如有审查这种（制度），但是你有很多东西走不深，我就回避了。好多东西又觉得跟生活离得太近，观众的评判又变成一个标准，所以你会觉得这种电影观众给出的评语太假。中国前几年武侠片、古装片非常多，很多导演在逃避。有一类导演，有一批导演其实在做非常现实题材的东西，我觉得又比较边缘化，跟今天主流的真的人生活离得非常远。当然它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为什么说今天最主流的这些年轻人群体恰恰在电影的这个概念里面是边缘化的，他们没有进入到电影最主体去表现的层面上面去，实际上我提倡应该去多表现这样的东西。

　　搜狐娱乐：《杜拉拉升职记》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张杨：《杜拉拉升职记》我觉得整个操作非常好，包括宣传发行在内，所有这些非常成功。因为徐静蕾、张一白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们这个电影运作得非常好，从一开始怎么去定位，到最后实现，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统。电影本身在内容上还是有点缺乏东西，它里面还是缺一些真正让你能够在情感上去碰撞的东西。你看到整个画面会发现在制作这一方面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就是缺少内心的这种碰撞。【上一页】【下一页】

　　搜狐娱乐：前段时间你说票房过亿才能被大众承认。

　　张杨：其实也不是说被大众承认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导演的话语权。现在我自己觉得有它挺可悲的一面，作为导演挺可悲的一面。好像现在大家去认同你，尤其这个行业认同你，就是用票房去衡量你，你是一个亿的导演，两个亿的，三个亿的，哪个导演过了几个亿，也是跟整个电影的环境有关系。你比如说对于明星的运用，导演们也有无奈，无奈是什么概念呢？当你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明星了，你的电影，比如冯小刚《集结号》可以不用明星，票房也可以做到一个什么位置，张艺谋做到一个什么位置，可以不用明星去拍《山楂树之恋》，你只有做到这种程度，才有这种话语权，才敢说这样的电影我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在你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真做这么一个明星没有的电影，然后你这个电影在市场里面，哗啦就没了。

　　所谓对电影导演的认识其实来自于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市场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文艺片有一个生存空间，不一定非得要走商业概念。当然这也是市场，是另外一个渠道，相对比较小众的渠道，但是只要它成熟，影片和导演就有生存空间。但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市场，没给文艺片生存的空间，基本上这样的电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市场。变成了你只有一个渠道，我们去参加国外的电影节，然后引起一个国外电影节的反响，得到一个口碑，仅此而已。但是电影又不能完全去这么做，好像完全跟自己本土的观众脱离，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到底体现在哪呢？就是一个专家评论者，就是一个电影节对你的认可吗？我自己觉得不能满足于这些东西。所以，我要两条腿走路，市场我们要去做，电影节该参加还是要参加。因为海外毕竟还是一个市场，我们去参加电影节无非也是希望这个电影在海外能够发行，去卖这么一个概念。【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