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大中国》的我这几天嘴上起了泡。

　　张惠妹上周给娱乐圈带来了伤痛后，已经于本周露出了既有的笑容——她就要康复了。但更大的痛来了，而且是极度病痛——高枫走到了生死边缘。

　　关注这事儿的人挺多，据说一些人把干粮和铺盖都带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是高枫住院的地方。那些人是记者中最敬业的一群。

　　我嘴上的泡是急出来，我的那些同行们如果嘴上都起了泡的话，那十有八九是磨出来的。大家都想爆料，所以得成天逮着个人就问个不休。于是，又据说，协和医院的勤杂工都成新闻人物了。前阵子，那个叫“陈什么”还是叫“什么宝莲”的女星在上海跳楼身亡后，与她同一个小区的不少人都被不同地方的不同媒体在不同情形下屡屡提及。于是之于是，在上海和北京，先后有媒体出来说话，认为炒作女星之死，是娱乐新闻的无聊！报道高枫之病，让道德尺度在隐晦中变得模棱两可。

　　但，怨谁呢？

　　能质问明星“你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病”吗？能质问记者“你为什么要关注新闻，为什么要辛勤采访”吗？能质问读者“你为什么要阅读娱乐，为什么要翻看明星”吗？

　　或许方方面面都要被责问，反正我把自己问糊涂了。

　　本周一，我接到了几个询问电话，问我在不在北京，问我难道不知道高枫病重吗，怎不身临其境采访？其中一个电话是田震公司的同志打的，他说因田震是高枫病中最想见到的三个朋友之一，所以他也跟着关注高枫病情，但更多的是惋惜和怜爱。我也是。作为娱乐记者，我怜爱可能逝去的高枫的音乐，但我不去堵他高危病房的门。我心疼。

　　相较之下，我最近最想去何静的婚礼——她宣布要在这个“十一”进入人生新阶段——一来新郎朱笑冬是俺们长春人，二来这是新事喜事，我在这时愿说自己是娱乐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