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节落幕，金鹰节的组织者有人要“下课”——做了多年文娱记者的我，听到这一讯息，吓了一跳！

　　我这段时间身在辽宁，没有像去年一样亲临长沙采访金鹰节。而传出“下课”之说的人，是我去年结识的金鹰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咏。据说，今年的金鹰节组织工作，尤其是采访宣传组织工作“再度”引起记者的不满。22日上午，参加金鹰节的数十名记者联名写下了《致中国视协和金鹰节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记者采访权为何受到人为限制？”等问题。此前，开幕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了“采访费用”的问题，其问答实录成为个别媒体的版面“重炮”。我之所以在“再度”二字上加引号，是因为去年在长沙，对于组织工作、对于费用问题的提问者——是我！

　　当时首先站出来回答我此类问题的就是张咏！！

　　当然，他去年在那一刻的回答没有令我以及在场的不少的记者满意，最后，风波在湖南广电领导魏文彬的决策下平息——每位记者的采访费用被退回1000元人民币。但平心而论，我并没有针对张咏的个人攻击性言行，反倒觉得他为组织份内工作背负了不少份外的压力甚至黑锅。毕竟，金鹰节在去年还才是第二届，它在开创了中国电视节会新模式是同时，承接了有近20年历史的金鹰奖的恩怨利弊。就算是到今年，金鹰节才是第三届，湖南有关方面肯定是想把它办好的，就如金鹰节的口号“越飞越高越精彩”一样。但是，一系列老套问题依然缠住了金鹰的翅膀，也自然纠缠着身为金鹰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咏。

　　关于影视节会的收费问题，在我去年提问时，就已经不是新鲜的了。内地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长春电影节、上海电视节等，无一不被提及费用问题，闹得最早最凶最“有影响”的，当属那年在南宁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只不过去年湖南方面在4天里要收前去采访金鹰节的记者2800元，日均700元的费用较上海电影节日均350元正好翻一番，而长沙的消费水平与上海是何等差距？基于此，我抛出了费用问题。金鹰节组委会办公室今年早些时候就费用问题征求了业界人士、策划专家以及部分记者的意见，有心有意想把今年的媒体照应好。可问题还是出了。就像逢影视节会大凡要传出“内定”奖项之说一样，费用问题已然成为影视节会的“例行报道”，张咏遭遇了炮轰。

　　据说，此次金鹰节很多记者采访活动取消是组委会与长沙当地有关方面沟通后，出于安全问题做出决定的。“金鹰节收到了恐吓电话”。但当问题在记者角度演化成“采访权受到人为限制”时，一切也“顺理成章”地归结到组委会办公室，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就要被问个不休，而该方面的负责人，又是张咏。

　　有感于金鹰节工作压力巨大的张咏，是在金鹰节落幕前夕传出要“下课”一说的。有报道说他是当众宣布将在本届金鹰节结束后引咎辞职的，还称此举“并非为博得大家同情”。

　　那么谁来同情金鹰节？谁来同情中国电视？谁来同情中国影视节会？我觉得，张咏不应辞职，这压根就不是他工作有力不力的事儿，你赵咏、钱咏、孙咏还是李咏在那干，也一样会有现在的困难。影视行业大景气了，节会大顺畅了，金鹰节大成熟大成功了，张咏拿出现在一半的力气就可以干出比现在不知要好出多少倍的成绩！所以说，越在此时越要挺住，否则，金鹰怎样“越飞越高越精彩”？

　　谁也没恶意！媒体也想在问题与质询中把影视工作宣传好。去年被渲染成炮轰金鹰的我，于采访的最后一天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也颇受关注的《湖南电视与金鹰节——离开长沙时的媒体“瞎”想》，作为金鹰节内部人员，更要笑看困难，苦思解决。明年，我希望见到张咏，看到他比去年比今年工作得都好；因为我要去采访金鹰节，我坚信，它比去年比今年办得都好！（王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