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批评正在崛起，正在取代某种批评势力，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觉有没有人共鸣，反正我好像觉得这似乎马上要成为某种事实了。
我的观感和其他一些论评者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轻逸、无历史感或者无根基。得到这么一点结论，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看文章，要见人，并且还要看见他们振振有词的发言过程。带着表情、伴着良知，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很沉重的，也是相当抽象，并且还有深重知识感的。
在一次差不多云集了各个艺术门类的论坛上，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聆听、观看的机会。基本上刷新了我以前通过文本了解的全部感受。
举个例子吧。比如一个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的博士生的发言，整个论文说的就是“屌丝”的缘起与流变。但是听完该批评家长达15分钟犹如贯口一般的话语喷发，我终于糊涂了。本来网上网下还是知道“屌丝”这玩意儿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屌丝”怎么能和“能指”“所指”严丝密合地联系起来，也怎么竟然成了如此之严肃的学术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谈《小时代》、《钢的琴》等新近影视剧作的图像叙事价值，发言者同样是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多年的博士生。规定最多不超过10分钟，但这位批评家不但超时，而且还两次打断主持人的提醒，一直说到近20分钟才拉倒。
类似以上两位的发言多的是，我都认真做了笔记，当场的确没弄明白内容，等回来翻开笔记逐字逐句琢磨一番后，坚决认定，还是不甚明了。
补充一句的是，前一位论者，论题其实是悲剧，但他的贯口和富于喜剧性的表情，到现在我都没有把论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想清楚；后一位所论，大家一定不陌生，但这位老兄好像把两部电影的叙事分了许多层，结论大概是说，《小时代》的电影史意义不容小觑，是不可多得的新的中国故事经验，而《钢的琴》更预示了某种新的社会组织关系建立的可能性。说到工人个体只有重新组织起来，良好的社会机制才能建立因而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感时，一脸凝重，逻辑决不容许被打断的样子。
有了这样一个现场感，再结合我平时的浏览，对于这批批评家的总体印象，我的结论如下：
一是知识太多，以致于不知道怎样使用知识，论述也很繁复，到了自我缠绕而不自知的程度。二是基本是教材知识的罗列。他们研究一个对象，并不关注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只关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果，满篇皆理论，但被组织起来的理论却没有出口——在封闭的文本内相互建立，同时又相互解构——大概他们就要达到“零度”判断吧。三是知识是知识，学术是学术，思想是思想，它们之所以能被汇集于一处，不是因为有个清晰的主体性在那里统摄，而是因为这样写，是被允许、被授权的，所以，到最后，他们批评的只是一个需要演练的符号、需要用艺术作品来证明的概念，而不是有个什么明确的针对性，更不是之所以如此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追究。简而言之，是所有有形文本生产权被豁免了的知识认证。看着他们言之凿凿的论说，再对照一下创作者的夫子自道，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任何艺术品一旦出炉，本来就具有多解性、多义性，可是，多解、多义再怎么成立，总不至于把孔乙己或者刘世吾解释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品种吧！
最后，我就担心，“80后”的批评是不是仅仅成为了一种职业，里面不可能有你关心的价值，也不可能有你等待的知识分子新形象。
写无数文章，出无数书，本来不过是应然的知识生产罢了。2002年左右被中国学者传相阅读的一本书是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消费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小技术官僚，都成了项目经理人和老板，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已经是少有人问津、甚至谁都想躲着它。当时，这本书还能被中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比较有规模地讨论，说明那时，学术变成技术功课的现象虽有，但肯定还不至于那么普遍——有希望拯救，才会有激情讨论。而今天，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大概差不多完成了小技术官僚的角色转换，我猜想，即便再有一本类似这样的书，恐怕连讨论的热情都没有了，更遑论拒绝小技术官僚这样一个在当时含有批判、抵触情绪的称谓了。当“80后”批评家从乃师那里习得撰写课题的丰富经验，熟知项目申报的路径之时，什么棘手的社会文化问题、精神疑难，都只能先课题化，把它们变成一个个起承转合的阶段性学术成果是要紧事，哪里还管得着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呢？
如此以来，“80后”批评的生产流水线，其实也是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考核制度的一种最直接后遗症。他们之所以比“70后”走的更远，是因为在“70后”那里还不完备的学术制度，到了他们这里，的确变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选择了。这是今天“80后”批评家基本清一色是学院派，并且几乎全是知识誊写的根本原因。稍有差异者，不外乎选题可能比较讲究，媒体与网络现象考虑得比较周全罢了，知识叠加的本质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谁都知道，自法国思想史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风靡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大多数都在使用解构主义这一方法。然而，“50后”“60后”使用的解构主义，被解构的对象的确是福柯意义的“知识权力话语”；“70后”的个体化文学理论观念，高一层来看，目的也是为了接过前两代学人的言说意图接着往下走，走丢只是中途的事；这一基本路线到了“80后”这里，解构主义或许还正常用，但解构的目标完全不清楚了——批判对象不清楚，解构主义其实已经终结。更重要的是，前几代那里批评目的还不太变味的“文化研究”，到了“80后”这里，差不多完全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方法。一句话，在解构主义外衣和文化研究这个目的的双重控制之下，“80后”批评的普遍性批判锋芒也就被彻底消解了，批评文本只剩下了华丽修辞和繁复知识。至此，王元化先生曾预言的“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在这一代学人这里究竟应验了。
既然如此，所谓崛起、取代云云，想想真有点心惊。
小文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小说《风波》中的一些细节。在九斤老太眼里，马上开饭，孩子们就不能再吃炒豆子了，这无疑是浪费。当然她老人家的一些规劝，并不被孩子们认可，她也没有听见跑开了的孩子们用“老不死的”悄悄骂她；另一方面，乘着酒船而来的文人们确也并不这么看，他们眼里，有老人摇着破败的芭蕉扇，有孩子在地上天真地玩赌石子，院子里还摆着将要用餐时的桌子、小矮凳，这应该是标准的“农家乐”。
显而易见，九斤老太有九斤老太的道理，孩子有孩子的理由，文人们又有文人们的图谱。我们该信哪一个？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牛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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