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到张艺谋导演的《归来》，片名变化意味着影片不会以控诉和犀利见长，而是要在观众的心中制造一起百感交集事件。
触碰“前三十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得会“切割”之术，把关涉到社会成因、时代荒谬、国策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负面情绪都切割了，影片就可以在影院里归来了。在艺术家的表达欲望和文艺作品的言说尺度之间，必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影片的社会和美学价值有所依附，在其位、守其责的人也能松一口气。平衡的结果是，时代悲歌变成了家庭蹇运，望天号歌变成了幽咽暗诉。
《归来》不是《陆犯焉识》，它截取了小说的一小部分内容，加工成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归来》也不仅仅是一曲幽怨的情歌，它的潜台词异常丰富。它不是《活着》那样的杰作，但在现有创作空间内做到了最好。
文/李星文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影视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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