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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最后晚餐》剧照 |
戏剧故事始于一顿晚餐。一对母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是久别重逢，于是看似寻常的家常便饭却成了戏剧性的基点。整出剧的展开围绕着母子二人的对话。随着对话的深入，母子二人过往的个人遭际以及这个香港底层市民家庭的情况逐步揭露。他们由相互探寻到敞开心扉再到彼此理解，心结虽然得以解开，可是生活依旧无法继续。
于儿子而言，自出生始便是一个多余人，他不过是父母青春期初尝禁果的意外。他是父亲的“克星”，因此虽父母健在，却从小生长在孤儿院。而他视作父亲的师父却因为转行而轻而易举地将他抛弃。继失业之后，同居两年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他彻底沦为无依无靠的多余人。而人到中年的母亲，长期忍受着丈夫召妓、嗜赌甚至家暴的行为，在丈夫因结交女网友而离家出走之后，留给她的是债台高筑的恐惧。
虽然生活一步步地走向穷途末路，母子二人的悲愤却是适可而止，从不大肆张扬。些许的自我嘲讽、时而的相互诘问、偶尔的社会批判、对白的张弛有度，使得这一出重台词、轻情节的戏剧不至于失之沉闷。作为一出现实主义话剧，从剧情到表演，不矫情、不夸张、不刻意、不哗众，始终以贴近生活的姿态来诠释香港的底层市民状况，尤为值得内地的戏剧创作人学习，也足见香港话剧团的自信。其生动的真实感来源于剧本对于日常叙事话语的把握。从猪骨汤到麦当劳，从菜市场到茶餐厅，从张国荣到黄晓明，从女朋友到工作，日常生活的市民气息扑面而来。剧本不仅再现了都市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抓住了他们（也是我们）的内心：失恋的痛楚、失业的困窘、个体的压抑、人际的疏离等。或许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过这种感觉，卑微而渺小的个人于熙熙攘攘的城市而言，就像那个飘走的氢气球般无足轻重。剧本对于城市平民生活和内心的准确透视，是这部戏成功的基础。而演员扎实细腻的表演则将这一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了观众。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戏剧的生命力永远在于以虔诚的姿态观察生活、体悟生命、关注时代。
母子对话的背后则是对那个一切的不幸和痛苦的始作俑者——丈夫和父亲的憎恨，因而结局必然是走向杀夫弑父。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的悲剧典范《俄狄浦斯王》。同样是弑父，《俄狄浦斯王》是一出关于个人意志和命运冲突的悲剧，而《最后晚餐》则是个体发展遭父权压制的市民悲剧。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文化批评者雷蒙·威廉斯在阐释现代悲剧时所说的，“它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如果说《最后晚餐》抓住了城市平民普遍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的戏剧性又源于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里一对特殊的母子。他们的绝望已达到极致，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烧炭自杀。
晚餐的开始，面对儿子话里话外的种种不满，母亲总是试图在为父亲寻找借口。儿子那假装的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对父爱的渴望，对天伦的向往，尤其令人唏嘘。随着对话抽丝剥茧般地展开，一向浑浑噩噩的母亲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幡然醒悟，原来这一切的不幸都始于她的丈夫。由此，习惯了压抑的她，情绪迸发到顶点。这个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无论是在母子的对话中，还是最后的短暂现身，都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温情。仿佛，这个男人就是父权专制和罪恶的具象化。可以说这对母子的遭遇是父权社会一桩特殊而典型的案例。而典型性又是基于日常写实之上，其力度足以触发观众的同情。结尾处，父亲的出场则将对父权的指控落实到具体的个人，难免有画蛇添足之感。假如，在父亲的哼唱声响起之时，母亲默默地准备了泡了安眠药的啤酒，儿子则细细玩味那把锋利的水果刀，此时全剧戛然而止，这样留以更大空白的处理，让这个一家之长作为父权的象征停留在观众的想象中，或许更值得回味，在形式上也不至于破坏贯穿全剧始终的二人格局。
最后，作为一出关注底层的戏剧，遗憾的是，实际上真正的底层是缺席的，他们不可能走进剧场，更不可能站在舞台上。剧场里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说到底不过是一场居高临下的自说自话。当然，这不仅是这出戏的遗憾，也是整个戏剧界的遗憾。我们在谈到底层文学时，总是会质疑作家代言的合法性、有效性，而底层题材的戏剧创作又何尝不是？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何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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