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专访 戴锦华：继续做一个思考者和批判者

评委戴锦华 标题、文字及评委大片由联合主办方《ELLEMEN睿士》提供

　　曾在四五运动中带领红卫兵团走向天安门的戴锦华发现，自己也许一生都不愿放弃思考和生活的独立性，于是选择了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前，她对电影是轻视的，你怎么能要求一个曾投入大量时间在文学、音乐史、绘画史、建筑史上的高等学府毕业生承认，街角电影院里放的粗糙虚假的彩色故事片是艺术？她不爱电影，但是电影却爱她。电影对她发动了猛烈攻势，终于，《野草莓》和《筋疲力尽》俘获了她的心，走出电影资料馆，她兴奋得想大喊：“这就是我的电影！”她说：“我坠入爱河了。”后来，就有了一篇篇文字动人直揭本质的电影评论。

　　戴锦华说：“三十岁时我嫁给了我爱的人，到今天依然能时常唤起当年爱上他的感觉。”她的美好生活不止于此，她总拥有一个可以令她像孩子般热情沉迷的爱好，虽然她更换爱好的频率也不比一个孩子低多少，这个爱好有时不过通俗如化妆或首饰，有时也可能高尚得吓人。比如，前十年，她迷上了第三世界国家研究，只要有时间，她就往亚非拉跑，住过委内瑞拉的丛林，也住过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营地，在尼泊尔访谈毛派游击队，在拉美的查帕斯丛林接触萨帕提斯塔。不仅环境艰苦，还随时面临来自政府军、民团，甚至游击队自身的威胁，但她觉得这都是快乐之源，没有挑战的生活她难以忍受。最近，她迷恋的事情是编手链。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戴锦华经历了数次社会大潮，有时社会价值观一夜之间颠倒。1994年前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感觉几乎所有的朋友一夜之间都变了，曾经分享的那种价值瞬间被否认，就剩下她一个，被所有人疑惑，甚至轻蔑。失去被她看得比爱情还重的友谊让她痛苦，她让自己保持笃定，“也许咬咬牙就过去了，你未必比那些敏感地加入大潮中去的人更悲惨或更失败，在大变动、大威胁或大诱惑面前，只要坚持住，你坚持的价值就会以另外一个方式重新获得接受和显现。”

　　在一个国际学术饭局上，有一个日本教授说：“沟口雄三这样的学者我一生少见，他是我最敬重的人。戴锦华教授这样的学者我一生未见，我为北大有这样的学者而对北大心存敬意。”经常批评北大的戴锦华认为，北大最大的优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它的高包容度，“不是北大这样的地方很难容得下我这样的人，虽然它也不断被社会潮流浸染，但还是有某些东西可以生存，在这个意义上，我以北大为骄傲。”

　　对话戴锦华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故事，想过自己拍电影吗？

　　戴锦华：从来没有。和我同一时期到电影学院的人都受到了创作的诱惑，都以某种形式介入过创作，可我真的在这方面一点冲动都没有。一是自知创作才华不够；二是我只擅长单打独斗，不善团队作战。我觉得人一生中关于自己只能完成一个课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和你到底能要到什么。

　　记者：看一部电影，你最看重什么？

　　戴锦华：视听语言的艺术原创性。我一向强调对一部电影要结构性地去把握，必须把每个元素放到它的整体结构中去。

　　记者：对女人来说，现在是个好时代吗？

　　戴锦华：对于城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绝对是一个好时代，但对于年老的、低阶层的、边远地区的恐怕是更艰难的一个时代，因为以前毕竟有很多政策的保护，而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名存实亡。

　　记者：你认为男女之间有什么是很难互相理解的吗？

　　戴锦华：女人遇到问题喜欢讨论，而男人几乎普遍拒绝讨论没有答案没有出路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女人想谈，男人不愿意谈，这是两性之间常常出现的一个冲突点。现实的考量好像是男人的“本能反应”，而女人则是情感的、情绪的。但实际上这种差异也是因为男性在父权结构中被放在了那样一个位置，让他们必须去思考现实的问题，而不一定是他们的真正本能。

　　记者：你的一句“我也没有解决方案”成了一些人质疑甚至攻击你的把柄，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学者，你也只擅长分析不擅长解决吗？

　　戴锦华：不，这与我是女性无关，这是更高层面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首先我不假装我有解决方案，我甚至没有关于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想像，虽然我渴望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不开始共同去探讨这些问题，不共同去想像一个更合理的世界，那人类可能从此没有出路，没有未来。问题不提出，问题仍然在，仍然继续恶化，你是首先提出，设法去改善它，进而改变它？还是你等着它爆炸，等着它以灾变的形式出现？虽然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处于一个数百年未有的盛世，但同时也处于整个危机濒临爆发的状态。我选择的立场就是继续成为这样一个思考者和批判者，如果可能的话，也想成为一个预警者，无非是盛世危言嘛，我希望被嘲笑，希望自己所有的担心都落空，非常希望。

　　戴锦华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电影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女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