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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回京参加学院举办的现代音乐节，听向民老师谈起十一月间将举办以庆贺杨老师从教六十周年为主题的首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分析论坛，深受感动，遂提笔记下我的一些感想与大家分享。
提起杨老师，他那平日微锁双眉及若有所思、兢兢业业和一丝不苟的形象就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他是我们这个在文革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后入校的第一个作曲大班的作品分析课老师。在1978年时这确实是个前所未有过的作曲技术理论课大班了。我们总共有三十二人（上大课时还外加一些旁听生），包括二十三个作曲专业、六个视唱练耳专业和三个指挥专业的学生，每周除全体大课外还有几个分组的小课，作为对密集的课后作业的一种回课方式，以个别发言、老师指导与讨论为主（记得李吉提老师当时也是我们小组课的指导老师）。也许是因为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西方古典音乐文献与原始的中国民间音乐材料已基本上从教材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缘故，我们都对这门课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每个星期都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回到一号楼203教室听杨老师的下一堂演讲课。他从基本旋律形态的介绍到大型音乐结构与织体的分析，无一不在音响上与理论相结合，引导我们从听觉上感受音乐、通过对文献的大量接触从感性到理性地深入理解音乐，为我们日后在专业上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印象最深刻的动态莫过于杨老师对每一条旋律与和声进行在钢琴上的弹奏和阐述了。为了节省演讲课的时间，他把对文献的熟习留作课后作业，让同学们在预习与复习时去听唱片或自己视奏，而在堂上的分析都由他亲自演奏。这往往是最有趣的镜头了——在弹奏整体音响时，他能用十个手指头中之任何一个来重复敲打那些关键音符（使劲杵一些单个的琴键）以引起注意，并同时在嘴上唱出它们在内声部的横向连接关系，或者高声解释着它们在音乐结构中的功能。每每想到这个情景我就会默默地微笑与赞叹——这就是我们的杨老师在上课时的生动的形象啊！不过，小组回课时可不那么简单，有一次杨老师与马剑平同学为了一个作业上面出现的理论问题争论起来，二人竟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真有意思。
我们班是在1978年4月入学的，但因为院方忙于教学建制与校舍分配等工作，直到1980年初春，也就是我们二年级第一学期后的寒假末期才正式组织了全班的第一次采风，而这个活动后来也成了我们作曲系保持至今的一个教学传统。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班长张小夫和温涛等同学任劳任怨，为策划这个活动贡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光是讨论路线、行程和预算就不知道围着地图改了多少个方案。全班兵分两路，由杨老师和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宁静老师领队。我们去的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金秀瑶族自治县，这里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民间风俗传统。那时的山区交通不那么发达，有时由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领着我们去访问长途汽车开不到的地方，尤其是要到分布在山上的村落听生产队里给我们安排的老农唱民歌时，我们都是不辞劳苦、兴致勃勃地远途跋涉到达每个不同的目的地。虽然杨老师比我们大二十多岁，但他爬起山来可是一点都不甘示弱，还要关照同学们的行程，并负责采风过程中的对外致词。可以说这大约两个星期的经历给我们班同学们一生的创作观、创作风格与创作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使我们在生活中与杨老师走近了许多。我们不但给学院图书馆带回了几十个钟头的农民现场演唱民歌的录音和我们听写记录的上百首民歌的谱子，还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走访过好些个瑶族村落，听到了地道的盘瑶、红瑶、花篮瑶和过山瑶的民歌。村里长老唱的一首《盘王大歌》的素材成了我多年以后创作的《中国神话大合唱》里最开头由男低音唱出的音调。侗寨的插榫结构的风雨桥和侗胞围着鼓楼里的火塘跳起的多耶舞、那欢腾震耳的芦笙乐队和安静平和的琵琶歌与牛腿琴演奏、那姑娘们为欢迎我们而穿着的盛装与头上佩戴的好几斤重的头饰、那不管一桌子上有多少位客人，主人都不会把碗弄错位置的美味的油茶，还有那瑶寨午宴中主人盛情款待贵宾的酸肉（用盐在竹筒里腌制的老鼠）、炒芒鼠和鸟酢，这一切都使我们印象至深、终生难忘。我想，杨老师一定会像我一样还记得当年硬着头皮吞下的那些带有浓烈味道的珍贵的食品吧——为了表达我们对主人的敬意，我想这也是我们当时必须做到的。
在我们班上完三个学期的作品分析课时，全班同学给杨老师送了一件珍贵的礼物——一本大大的相册，由我在扉页上写上了致词，以表达我们对老师教导的感激之情，也盼望杨老师能在日后多放上一些照片以作留念。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杨老师手捧相册时那激动的眼神。那是一种至深的师生情意，她一定会随着我们的成长不断地向前延伸。。。
本科毕业之后，我和谭盾、陈远林等同学考入了硕士研究生班，杨老师给我们开了新的作品分析课，专门研究较独特的和混合形式的曲体结构。他与我们在谈论专业问题时总是无话不说、诲人不倦、有求必应。还记得我们的老班长周勤如同学在取得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在美国创办了第一个英语的专业中国音乐理论季刊《音乐中国》。该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几篇分析我的音乐作品的论文，杨老师不辞劳苦地承担起部分中译英的工作。每当我回国讲学时，杨老师也必定会在校园里逮住我得意地撇上几句英语。在他送给我他那几本在国内出版的重要著作中，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注意到他用钢笔改正过来的错别字。在前几年指导龚晓婷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时，他更是认真地研读过我的一些代表作品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我相信他这种为人师表与认真治学的态度与精神也已深植于我们的血脉里并生根开花了。愿杨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我们的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怡，美国密苏里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作曲教授，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11年9月13日于美国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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