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国合作一台戏：国际戏剧与教育联盟见闻

　　国际戏剧与教育联盟（IDEA）是致力于推广和发展社区与学校中的戏剧教育和实践的国际组织。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成员，它的会员来自于90余个国家和地区。联盟每三年会举行一次大会，届时，来自各国的戏剧教育者、工作于社区的戏剧人、学者汇聚一堂，以演讲、工作坊、论文发表、演出等形式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2007年7月，国际戏剧与教育联盟的第6届大会在香港召开，我有幸代表中国大陆参加了青年戏剧《渡II》（Crossing II）的排练与演出。

　　联盟主席丹•科恩博士（Dan Baron Cohen）认为，青年戏剧是戏剧的未来，青年人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会影响并最终改变世界。于是联盟在几年前开始尝试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区域性地组织不同国家的青年艺术家进行集体创作。本次大会展演的重头戏《渡II》即是由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23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创作的，导演是曾与新加坡戏剧巨匠郭宝昆工作多年的黄美兰女士。

　　我们23个人虽然年龄相仿，但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我们分别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菲律宾、法国、克罗地亚、波黑、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巴西、秘鲁、美国；我们当中有职业演员、戏剧专业学生和爱好戏剧的学生；我们主要用英语交流，但同时必须互相充当中文、西班牙语和法语翻译。在排练最开始的几天，我们在导演的带领下通过游戏相互熟悉，逐渐寻找共同感兴趣的方向和表现方式。虽然多少有些语言障碍，但我们通过超越文字的跨文化语言——戏剧——迅速成为了朋友。在头三天的排练中，导演让我们以独角戏的方式讲述自己童年一件难忘的事，这使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比如一个越南默剧演员用肢体描绘他在小学课堂大便失禁，而两个波黑演员则不约而同地讲述了战争中的童年经历。

　　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在后面的集体创作中成功的转化为了对跨文化理解和世界性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使我们开始这一转化的，是联盟主席科恩亲自给我们做的三天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中，科恩首先在我们当中建立一种民主的工作关系，确认所有人——尤其是几个英语有困难的演员——都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并获得理解。这一迂腐的行为起初显得很浪费时间，但它对于一个国际工作环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语言权力的不均衡会使创作逐渐受健谈者掌控，那么现实当中的不公就会在集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再现。他让我们互相交流本文化中超越语言文字的歌舞传统，于是本来总是依赖翻译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和秘鲁演员成了明星，他们的舞蹈和手鼓激活了整个团队，最终也成为了《渡II》表演中的重要部分。除了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之外，他通过集体仪式性的舞蹈让我们思考农民（劳动者）的存在。他还通过巴西戏剧家奥古斯都•波瓦的形象剧场方法让我们深入自己和其他演员的生活和内心，并且让我们意识到戏剧对现实产生改变的力量。具体地说，他让我和我对应的同伴在音乐中用肢体描绘自己的生活的城镇和生活，进而让我用一个雕塑造型向同伴再现曾经对自己造成最大伤害的人，然后同伴摆出该造型后，我想像性的看到了那个人，我再去改变她的造型使那个人的造型变得不再具有伤害性。在这一简单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获得了和我一样的心灵震撼与感动——这关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是文字在这里很难描述的。除此之外，他通过讲解图片介绍联盟以前组织的欧洲、非洲青年戏剧作品是如何关注跨文化障碍、贫困和教育问题的，以及他本人冒着被捕的危险与巴西原住民进行的表演和装置搭建。他的三天工作坊并不是为了形成演出本身，但他对我们视野的影响是巨大的，之后的集体创作中大家明显更加关注社会问题——这形成了《渡II》的基调。

　　工作坊之后，我们在黄美兰导演的带领下分组创作，分场戏很快成型，分别探讨各种普世的社会问题——包括童工及失业、性别身份、文化冲突、被迫堕胎、国家暴力、低质教育、宗教战争等。整个作品以身体剧场作为基础，不多的台词兼顾英语和各演员的母语，这样表演者复杂的身份构成得以展现，而且不同语种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最终，《渡II》7月20日至22日于香港大会堂剧院的演出得到各国与会者和香港观众的普遍好评。而演出录像和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长达4周的排练创作过程已被国际戏剧与教育联盟制作为纪录片。

　　对于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演出内容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成长。这成长来自于互相了解、学习、合作、共同创造、共同呈现，甚至一起玩儿——其实这些也正是戏剧对人的意义，她不仅仅是白驹过隙般的演出，更是人们交流情感、思想和创造力的方式和过程。

　　除了排练和演出外，我们也有机会参加国际戏剧与教育联盟大会的工作坊，观看各国的演出和戏剧纪录片，并且在大会最后一天在几百名与会者面前做主题发言。我们23个人向大会分享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各自国家的戏剧发展问题，和我们对戏剧与教育未来的展望。我个人则着重谈了戏剧教育和民众戏剧在中国大陆相对落后的现状。比较遗憾的是，虽然有几十位中国大陆的著名戏剧学者、艺术家和社会工作者应邀参加了大会，但除了上海草台班的演出《狂人故事》之外几乎没有在大会上发出任何声音——除去语言障碍之外，民间戏剧力量的不发达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会的演讲、论文发表、工作坊、纪录片放映和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个演出等活动主要围绕着作为育人手段的戏剧和作为探讨社会问题方式的戏剧展开，具有强烈的草根色彩——这与中国大陆院团和学院体制中作为殿堂艺术和艺术家作品的概念截然不同。智障者的戏剧和戏剧治疗在大会的论文和交流中也具有一席之地，大会的首个活动就是由智障者带领全体与会者参与的大型工作坊。而我在大会期间所看到的秘鲁肢体剧《不会忘得了》和法国大师努姆什金作品纪录片《1789》均同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艺术震撼力。看来“民众戏剧没艺术性”之类的论断可以休矣。

　　作者王翀，青年戏剧导演，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夏威夷大学戏剧学硕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戏剧学博士。曾执导戏剧《阴道独白》、《电之驿站》、《哈姆雷特机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