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程婴救孤的本质是“见义勇为”

　　《赵氏孤儿》出自史记，在相近时期的文献中并无佐证。有人说其实这个故事是太史公这个历史文字工作者搞的文学创作，是虚构作品。个人觉得可能这个故事真的是编的，但是它有它的功用——是司马迁用来阐释春秋大义的。对于春秋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市这样阐明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春秋大义是个了不得的东西，讲的是对是非的评判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价值观。

　　史记中的记载之所以打动人，在元代又改编成杂剧，再后来又流传到海外，绝不仅仅是因为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更是因为因为其中的价值观：忠义。

　　忠义本身是可贵的。公孙杵臼赴死是源于忠，这里的忠不是下对上的那种义务，而是论语中的“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忠，是值得且应该信守的责任和义务。张巡、南霁云死守睢阳，是忠；抗日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士兵为国捐躯，是忠。忠发生在关联责任人之间，而义发生在非责任人之间。所以义比忠更可贵。

　　程婴的出发点是义。义很明显是中国人才有的价值观，看到不符合正道的行为就挺身而出，有所作为。所以有个词儿叫“见义勇为”，这个词儿就是对程婴救孤育孤的定性。

　　忠义是传统价值观，之所以被反感，是吃了过分宣传的亏。其实总有那样的人，让我们活的惭愧。在电影《赵氏孤儿》里，无论是程婴还是赵孤身上，价值观都远离了原始故事中的价值观。南方周末发过陈凯歌(在线看影视作品)的专访，凯爷对自己的价值观开门宗义：回归常识，不要用高调毒害观众。他的另外一个表态是：元杂剧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价值观（《陈凯歌应对北大学子尖锐提问——电影应具备向社会提问的价值》12月15日《新民晚报》）。

　　鲁迅说，一本红楼梦，经学家（在里边）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阴谋家看到政变，革命家看到排满。《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的价值取向有很多，不同人改编有不同的侧重，这次，陈凯歌拿掉的是“忠义”。

　　陈凯歌想表述的是：相对忠义来说，个体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这才是21世纪应有的价值观。”以现代人的思维去解释古人的行为。这条道路是不是正途？我持怀疑态度。你可以说古人野蛮，不以人为本，不尊重生命。中国人是从各种大口号、大前提、宏大叙事中走过来的，解构这些宏大命题，还原生命的卑微琐碎，既是祛魅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这些我都承认，也接受。

　　但是，我还要说但是。

　　春秋大义作为价值观是否真的不适合21世纪呢？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么？一定要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考量古人么？义是高于普通人性之上的，也贯穿于各个时代。“大义”恐怕不应该像陈凯歌所说的那样，沦为什么“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大义”在人性泛滥的今天，更不应该被贴上“高调”的标签扫进垃圾堆。无“义”的时代、不信“大义”的时代，“大义”才更有意义。事实上，“大义”仍在——公益律师为遭遇强拆民众提供法律援助，是义；帮助远征军老兵回家，是义；解救被奴役的智障残疾窑工，也是义。程婴做的，今天很多人还在做；程婴做到的，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能做到。有些价值观大于生死——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跟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随后慷慨赴死。如果仅仅以尊重生命为唯一价值观，1937年的时候又何必奋起抗日？直接投降保命得了。所以，我不同意电影《赵氏孤儿》的“去忠义化”，陈凯歌自认为洞悉了人性的卑微和庸俗，但这不是把“大义”弃若敝履的理由。

　　就算终生都挣扎在粪坑里，但不意味着我们无权梦想玫瑰和百合的芳香。

　　董啸(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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