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纪录片” 从网络到电视的“抗战”

此番纪录片，个人口述成最大亮点

　　“所谓的宏观判断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细节，让你自己得出这样的判断。”

　　“口述历史”团队，8年间采访了近4000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总耗资1.3亿元。

　　国产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上线仅一个月在线收看便突破千万人次。这部崔永元策划、先于电视在网络播出的“口述历史纪录片”运作时间长达8年，而其最终的“ 诚意出品” 也得到网友盛赞， 他们纷纷通过回帖、微博、在社交网站上灌水等方式对《我的抗战》进行了热情反馈。

　　不过，就是这样一部口碑不错的纪录片，前段时间却传出“播出受阻、资金受困”的消息。

　　“困难已经过去”，制作方表示，11月15日《我的抗战》将登陆荧屏。

　　个人口述是最大亮点

　　“我就喜欢历史”，做“口述历史”是电视人崔永元的一个夙愿，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民族责任感。而具体的起因源于2001年崔永元的NHK之旅。日本NHK详实而珍贵的影像资料库给了崔永元很大触动。于是从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口述历史”项目，8年间其团队共采访了近4000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总耗资1.3亿元。和此前推出的《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等一样，《我的抗战》只是口述历史库中的一部分。

　　“整部片子的定位不是‘大历史’，而是‘小人物’，所有的口述者，一定是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情，所以称为‘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介绍， 《我的抗战》一共32集，每集一个主题，如“关键战役”“人民武装”“国际援助” “ 武器补给” “ 战时情感”，甚至涉及伪军战俘的情况。“我们从近4000人的素材库中，找出300多位跟抗战有直接关联的老人，根据他们的叙述，再加上大的时代背景，确定了《我的抗战》第一部的创作思路。”

　　“这是电视人眼中的历史。”该片历史顾问江苏行政学院教授李继锋说，“个性化的口述纪录是最大的亮点，避开宏大叙事，强调‘本我’的叙事正是崔永元的聪明之处。这部纪录片最可贵的就是抢救性的采访，对于当年参战老兵等人的寻访非常了不起。”

　　《我的抗战》制作团队大约五十几人，包括了总策划、总导演、记者、资料员、司机、厨师等十几个工种，而资深记者只有4位，而 “抢救”就是随时待命出发。

　　曾海若对记者表示，制作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有两个：一是采访对象的寻访。很多重要的历史参与者，已无从寻找。大多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经由推荐寻访到。二是找到采访对象后，能不能采很难说。“很多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让他们回忆当年的故事是一件揪心的事情， 身体状况和表达能力都是问题。更为遗憾的是，很多老人已经答应接受采访，但因为人手不足只能等待，在等待中，很多老人去世了。也有一类老人，他们因种种顾虑而拒绝接受采访。”

　　“口述史的采访不同于其他采访，采访的时间长，而且不集中，一个采访有可能做一个星期、十天半月，甚至更久。”该片制片人胡小鹿说。

　　记忆碎片的整合

　　“历史和纪录片都追求真实和客观， 但纪录片的视觉感染力更强， 讲究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的技巧。” 曾担任过《百年中国》《一个时代的侧影》等纪录片历史顾问的李继锋对片中的版画风格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一方式很好地烘托了叙事气氛， 有很强的历史代入感。

　　而这个在人们看来新鲜的手法，对《我的抗战》的制作团队来说其实是个无奈之举。“抗战中，中国军队尚参差不齐，随军记者和摄影器材就更是少的可怜，所以，今天我们制作抗战的节目，最缺少的就是当年的影像和图片。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强调亲历者，这些亲历者大都是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要说影像，即使是一张照片，都很难找到，所以我们使用了动画。”李继锋认为，原则上，口述资料也需要考证，口述人的讲述会受到个人经历、情感、好恶、知识面，尤其是记忆是否可靠的影响。“比如片中的采访的老兵多为基层军官或士兵，他们客观了解当时的情况比较困难。然而我们‘听’到了这些基层官兵冲锋陷阵的具体细节，了解了不一样的历史层面。而且口述人有当时的孩子、医生、文艺工作者等，甚至还有日本老兵，角度多元，思想开放。”

　　“我们只是提供历史的样本，而不是要验证或肯定一种真相。我们希望人们看到不同的人在当年的状况。”胡小鹿表示。正如崔永元所说：“所谓的宏观判断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细节，让你自己得出这样的判断。”

　　“这部纪录片制作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以采访对象来定主题，而非因主题去揉合对象。”李继锋表示：“所以你会在某一集中对历史有碎化的感觉， 但3 2 集作为一个整体你就能看到结构上的逻辑。”

　　纪录片的求生之路

　　对于回应种种生存危机的传言，《我的抗战》团队已有些不耐烦。胡小鹿表示：“遇到什么事都是很正常的，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这是个公益性的事业，我们还要做很久。”

　　胡小鹿说，团队筹集资金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我的抗战》将在全国80家城市台贴片播出，以广告换播出时间。11月15日，《我的抗战》将在天津、重庆、东北三省、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地的80家城市电视台进行首轮播出。而明年年底有望上星，几家卫视正与制片方商洽。

　　“网络先于电视播出并不是刻意为之，这在于我们对媒体的理解。每个媒体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空间和受众群体。网络播出更为快捷，而要统一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就需要协调。同时网络和电视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网络的受众比较年轻，而且适合观众表达。”胡小鹿表示。

　　“费时、费力、费钱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费力自然费时，费时自然费钱。总之，口述历史的收集原本就是一个公益事业，无法投机取巧。”曾海若感叹。

　　就《我的抗战》，上海纪实频道副总监李涛表示“个人单打独斗是比较难的”，在中国纪录片制作领域有一批坚持梦想的人，他们是纪录片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现阶段需要一些机构，尤其是非官方、非营利性机构对他们进行帮助。他同时认为，纪录片产业化不能拘泥于一城一地，要打造若干个跨地区、跨媒体的纪录片生产主体；纪录片生产单位、创作者要转变淡薄的市场观念，在尊重创作的同时，重视经营团队的建设和市场理念的树立；此外，创作主体、资本和其他资源应该多元化，制播分离的背景下，出现股份制的公司甚至上市公司制作纪录片未尝不可。“当然，有些纪录片最重要的不是卖，而是表达创作者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属于公益性的行为。”这一类纪录片最大意义在于“把事情做了，有平台播放了，关心的人都看到了，个人的夙愿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