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平：如果我把北京人艺搞糟，那是有罪的

　　张和平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北京人艺院长。2008年，身为北京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正在为北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开闭幕式奔忙。那年，他已经62岁了。北京市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让他出任北京人艺院长时，他考虑了几天。

　　之前，张和平当过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我在任时管过所有的北京的市属剧团，惟一的没有管过的，就是人艺，因为它的‘个儿’太大了，没管着。”北京人艺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市文化局的级别一样，属于正厅级单位。

　　“我当时很谨慎，别人也提醒我，你已经功成名就了，去人艺这步是招险棋，你去的是一个不太好管的地儿。万一搞砸了，你就是前功尽弃、晚节不保。”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最后张和平还是答应出任院长，因为“话剧情结”。从1961年到1968年，张和平在北京艺术学院、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学了8年话剧表演。

　　在亮相人艺时，张和平摆了一个极低的姿态：“戏刚开场，调门别起得太高，这里是艺术的殿堂，有我儿时的梦想，如果我把它搞糟了，那是有罪的。人艺如何发展不是靠文字、靠理论，而是靠剧目。没有人能预知将来，就像人艺人常说的，拉开大幕是真的！”在他之前，人艺仅有过曹禺、刘锦云两任院长。

　　张和平上任不久，先后走访了于是之、郑榕、林连昆、欧阳山尊等二十余位老艺术家，听取他们对剧院发展的建议；又把濮存昕、林兆华等演职人员找来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

　　两个月后，北京人艺恢复了艺术委员会。张和平出任主任，副主任是副院长濮存昕、任鸣。艺委会是人艺创作的把关机构，此前濮存昕在担任常务副院长后一心想恢复这个机构，但未能成功。熟悉人艺的人士都认为，人艺近年剧目质量明显难如人意，和没了艺委会的监督指导有直接关系。

　　接下来，张和平推出了每年一次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旨在盘活资源、摸清人艺的家底，打响人艺复兴的第一枪。接下来，张和平推出了《大将军寇流兰》、《知己》、《窝头会馆》等一系列新戏……

　　《窝头会馆》上映三轮，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茶馆》。张和平把他在电影行当里的经验用在了这部话剧里，编剧刘恒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宋丹丹、徐帆形成“五星阵容”成为最大卖点。此外，人艺接下来的新戏也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明星脸。

　　“几轮下来，我发现北京人艺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张和平说。

　　人艺前院长刘锦云曾将人艺多年没有好戏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好剧本，张和平上任后请来了万方、邹静之、刘恒等著名作家为人艺写剧本，还给他们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并颁发证书，还表示将通过双方合作形成制度，从而使人艺能够获得稳定、优秀的剧本资源。

　　在北京人艺院长办公室里，南方周末记者两次专访张和平。

　　人艺不是宣传队

　　南方周末：《窝头会馆》是一出主旋律的献礼剧，这样火，你之前想过吗？

　　张和平：我知道它会火，但没有料到票房会那么好。这虽然是一出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剧，但我一开始就把它朝着艺术经典的方向去努力。我跟编剧刘恒讲，这不仅是一出献礼剧，更重要的是要从文学和历史的高度去要求这部作品。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应该说是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我现在不能说《窝头会馆》是经典，因为能够世代相传的戏才是经典，如果演了一阵，它传不下去了，经典也没有任何意义。

　　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主旋律很难成为经典。

　　张和平：有这样的可能。《茶馆》也是主旋律，它最早的动机也是献礼剧，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变革。《茶馆》当时也有很大争议，有文化部的领导到人艺来宣布禁演，后来《茶馆》成了话剧里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前的《龙须沟》也是主旋律。

　　《窝头会馆》的创意我就给了个方向，就是建国六十周年献礼。原来刘恒想写清末民初，后来改成了1948年，那是一个旧政权的灭亡和一个新政权的诞生的时间节点。那个时候的戏会好看，一解放了，戏就不好写了，你自觉不自觉要躲很多禁区，但那个时候很多你想说的话是可以说的。这出献礼戏有警示作用，有认识功能，也有批判功能，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就会有力量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茶馆》和《窝头会馆》的相同和不同？

　　张和平：有人说《窝头会馆》和《茶馆》像，主要是因为它的舞台感，另外就是它们都是京味的作品。《茶馆》是一个概括式的舞台，反映的底层比较宽泛，宫里的太监也在里面，三教九流的人几乎都有。《窝头会馆》就是北京南城一个大杂院里生活的底层人民，就一个清末花钱买的迂腐秀才，其他都是小市民。

　　南方周末：听说《窝头会馆》在艺委会通过的时候，有人不同意。为什么？

　　张和平：《窝头会馆》讨论的时候，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最后是微弱多数通过。反对意见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台词，就是所谓的脏口。

　　这牵扯到选择剧本的尺度，你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艺术？我认为除了思想性，最重要是在艺术上要超越自我，超越以前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如果说以前是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现在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的每一出戏不一定要跟政治形势那么紧，去解释一个政策或配合一个运动，还是要从一个文学和历史的高度去看一出戏是否留得住。

　　南方周末：你做过许多政治形势需要的作品，比如奥运会、国庆60年、张思德等。

　　张和平：坦率说，我配合了一辈子。从1960年代做学生开始，那时候出现了焦裕禄，我就排过焦裕禄的戏，是以大跃进的速度进行和完成的。大学毕业后，我在山西的一个部队农场工作，我们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政治形势演出。我后来的写作能力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抓先进事迹，马上编，当场演。一直到后来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是配合型、歌颂型、宣传型的工作。

　　但人艺不是一个宣传队，要配合政治形势；它是国家级的最高艺术殿堂，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去创造艺术精品，除了我们所承担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外，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上要超越自我。

　　我不需要政绩

　　南方周末：从过去的人艺发烧友到现在的院长，你看过哪些人艺的戏？

　　张和平：1961年，我考进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之后，看的第一个话剧是中国儿艺的《岳云》，那是我的启蒙话剧。我看过的人艺话剧不多，就《茶馆》、《蔡文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我没想到自己会来人艺工作。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很谨慎，别人也提醒我，你已经功成名就了，去人艺这一步是险棋，你去的是一个不太好管的地儿。万一搞砸了，就是前功尽弃、晚节不保。我这么热爱话剧表演，别说当院长了，能当人艺的演员，都是我最高的追求，我怎么能对领导说“不”字呢？以我的身份和年龄，来人艺就是想实践一下我人生的一个梦想，为这个艺术殿堂添砖加瓦。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北京人艺在艺术风格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旗帜和艺术风格，它不仅有好的剧场，这些硬件之外，还有一批中青年艺术家和退休的老艺术家们，他们都是人艺的“宝”，有他们的存在，我才敢接人艺院长这个位置。

　　南方周末：你来人艺后，没有外界猜想的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

　　张和平：我想低调一点，我的经历和年龄已经过了放三把火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任务就是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我到人艺工作，正好是奥运会开幕式排练最紧张的时候，我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分别拜访了近70位人艺的艺术家，跟他们要振兴人艺的办法。

　　我觉得先是清理家底，再抓创作出新作品。所以在2008年推出了一个人艺经典演出季，把人艺积累的经典剧目全部排演了一次。做人艺的院长，第一是要继承好，像《茶馆》、《雷雨》这些戏要薪火传承下去。每一个院团都有自己的经典作品，它们却很少拿出来演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为什么人艺的形象依然在，而大部分剧院都没有了，就因为它有13出随时可以演的戏，加上恢复的戏我们能够演的戏能有近30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家剧院有这么厚实的家底和财富。

　　另外就是抓创作，很多人新官上任，在乎新戏的数量，搞政绩，却没有好的作品。我不需要政绩，它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抓的戏不多，两年就3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恢复艺委会？

　　张和平：这是很关键的一步。经过多次讨论，人艺推出了“艺术生产流程”，一个剧本出来要经过四关。初审是创作室，然后经过主管副院长，再交给艺委会审查，最后是院长书记会。

　　以后人艺的戏都要走这样的程序，不好的戏就不上，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们要解决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提高人艺的品牌和形象。现在我们的小剧场基本上不对外出租了，以前很多外面质量一般的戏在小剧场演，观众不多，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品牌。

　　南方周末：你还给人艺聘请了十位编剧。

　　张和平：这是人艺的老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好的编剧了。前不久，我们搞了个仪式，请万方、中杰英、王俭、叶广芩、过士行、刘恒、孟冰、苏叔阳、邹静之、何冀平这十位作家为我们的荣誉编剧，给他们颁发了证书，一是感谢这些以前给人艺写过戏的编剧们，同时也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为人艺写戏。

　　剧本乃一剧之本，人艺想有好的发展，好的剧本是关键。没有好剧本，一切无从谈起。如果没有郭沫若、老舍、曹禺等大文豪，人艺能有今天吗？人艺要发展自己的事业，首先得从文学开始，这是根本。我们要多条腿走路，外聘、引进好的编剧，也加强和社会上的作家们的合作，抓好的剧本。

　　过士行给我发短信，说拿到了《鸟人》的稿酬约我喝酒。我们演了十八场戏卖250万票房，他很高兴。我认为应该把编剧稿酬和票房挂钩，这样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比如刘恒这次《窝头会馆》的稿酬，也应该和票房挂钩，有相称的回报，这样才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为以后的合作打基础。

　　人艺要有奉献精神

　　南方周末：你也在反复强调，人艺要有奉献的精神。

　　张和平：何冰、濮存昕等五个腕儿连排练带演63场，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接电视剧、电影这些外面的活了，话剧演一场他只有800块钱，而他们一集电视剧的价格就是15万。我和人事局谈过以后，给他们每场开1500元的报酬。我们现在这样好的票房，应该给演职员相应的激励机制。

　　但是，目前的政策有限制，究竟怎么改合适，我们还在和文化局深入讨论当中。话剧不管你怎么弄，跟影视也画不了等号。所以人艺还要有奉献精神，主流价值观是不能动的。如果只用钱做杠杆，永远平衡不了。在提倡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我们做机制的调整和机制的改革，这是必要的。

　　南方周末：濮存昕跟我说，张和平这人是个做事的人。他认为你让人艺在往好的方面在转变。

　　张和平：坦率地说，他对我有一个观察和磨合的过程，我听说他多次对外说，我还是个做事的人，而不是来当官的。我来人艺后和他谈了两个半天，希望他能继续当副院长。濮存昕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一直坚守着话剧艺术舞台，他还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在全国的文艺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这样有个性的艺术人才，我们不能让行政事务把他拴住了，应该允许他在艺术上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跟他说过，事务性工作我可以多做一些，艺术生产上他也能够多参与一些，这两年人艺院里人普遍认为现在是他工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我对此也很欣慰。

　　南方周末：目前在人艺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张和平：我今年已经64岁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配合上级组织部门物色一个比我更适合的新院长，这可能比我来人艺做一两出戏的贡献要大得多。这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我以前离开了一个单位之后，那个单位就不行了。这一方面说明你能干、后来的人不如你，另一方面来看，你太强势了，没有让其他人有机会。任何一个单位，都应该是在变化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把制度建设好，把人找对，这个从战略上来说应该是我的责任。

　　（记者张英 实习生杨艺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