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前世 独家专访《余震》作者张翎

《余震》作者张翎

　　小说的缘起

　　2006年7月29日，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当时在北京机场，等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那天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我等了近九个小时。百无聊赖之中，就在机场的书店里面找点书看，结果发现那一天书架上摆满了唐山大地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写的是很多人对那一天的记忆。我才恍然大悟，那时候刚刚是唐山大地震的30周年纪念日。我当时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很偶然的翻看这本书，回忆录里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关于孩子们的事情。

　　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的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这本书还讲了一个孩子手被截肢以后，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要求护士给他挠痒。护士以为他说的是剩下那只手，结果他说阿姨不是，是这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竟让那个护士阿姨泪流满面。

　　因为当时的防疫设施很差，死尸埋藏得很浅，过一阵子又得把尸体挖出来埋到更深的地方去。有两个姐弟就拉着手，去找妈妈被迁葬的地方。当时已是隆冬，尸袋已经结了冰，踩在上面都是咔咔作响。卫兵不让他们下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妈妈。卫兵不忍心，就放他们下去了。可是他们在喀嚓作响的冰袋上走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回去了。

　　这些孩子的故事突然打动了我。地震那年我在温州，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人。灾难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的宣传机器传到南方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数字，看到的照片只是倒塌的房屋，画面上却没有一个人。我们跟唐山是山高水远，心里也伤痛，但不是一种切肤之疼。

　　三十年之后的这一天，我突然在北京机场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关于孩子的记忆一下子就很深的刺痛了我。回想媒体的宣传，一直到多年之后，都还会说唐山的某个地震孤儿参加了工作，或者大学毕业，在某某机构担任什么职位，成了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却一直没有被那样的语调说服，我一直在想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很快恢复。

　　地震不管多么惨烈，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房子是可以重盖的，家园可以重建的，但是孩子们被突兀地剥夺了的童年，以及心灵的重创是不是也能象地貌一样地很快修复？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创作了《余震》这部小说。《余震》其实不是在探讨地震，地震在我小说里只是一个背景，地震衍生了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和一姐一弟之后的命运。真正想要说的话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后心理辅导被提到了表面，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了。但《余震》创作于2006年，在那个时候心理干预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对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理念。

　　创作的主题

　　在05年之前我写的比较多的是江南，我自己的家乡，写在那个背景里的家族故事。在完成了《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后，我突然感觉似乎是厌倦了那种熟悉的江南街景。其实我的人生经历是南方一大段，北方一大段，由于加拿大一大部分国土靠近北极圈，我把加拿大的经历也归于北方。我觉得南方的生活经历给了我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精致、细巧、婉约那一类东西。而北方生活经历赋予了我完全不同的灵感，有一些博大、自由，无所畏惧勇敢的东西，我觉得这两种生活经历的结合造就了我成熟之后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05年的创作是一个转折点，《向北方》似乎是我的一项人生宣言，从那以后我的小说题材开始产生变化。在05年之后的小说话题就不太一样了。在那以后，我关心的是一系列比较弱势的群体，或者说心灵上遭受巨大创伤的人。《向北方》、《空巢》这一类的小说，就开始以互不相似的面孔出现，都是描写一类在心灵上被压抑得比较深的人。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我当时比较关注在疼这一点上。其实一直到结尾，我也没能给那样一种的疼痛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我留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实际上表达“疼”最极至的地方是小说的结尾处，王小灯回来找她妈妈。隔着二十多年的空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完全认不出来了，只问“闺女你找谁？”那一刻是疼到极至的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痛药，我没有答案。

　　小灯被埋在地底下，那是疼的开始，可那只是肉体的疼。到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始终在经历着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疼。她的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疼，丈夫和女儿给她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她自己没有办法以自身的能力来消除这个疼，所以她试图自杀了好几次。我觉得这个疼痛的发展过程是合理的，因为她的人生在七岁时就已经被毁坏了，她一直没有从七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就包裹在这样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在世界上，所以她跟任何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住下那种疼痛了，所以安排了让她回家。实际上我的本意是不想让她回家的，可是我再也写不下去了。结尾处她回到唐山找妈妈，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那是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她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那是一种比喻，预示着她终于能够推开她心灵里堆积已久的阻隔了。我还是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如果电影按照我的小说原作拍摄，可能观众就不忍看下去了。经过改编之后的故事是非常温暖的，每个人看完后，心里肯定都是充满了希望的。

　　回到唐山对于王小灯来说只是治疗的开始，我对结果虽然有一线的希望，但却是不确定的希望。我甚至比较悲观地质问自己：虽然她敢于正视过去，但这种正视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电影里汶川地震创造了她心灵治疗的一个契机。当她看到灾难带给别人的是什么，她就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会做那么极端的选择。这个情节是合理的，但我的小说写在汶川地震之前，当时的我尚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契机。

　　小灯的举止只是浮在表面的泡沫，我老是想把泡沫刮掉，看到底层的真相。但是刮掉一层又生出一层，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彻底治疗的药方。我的确把痛苦写得很深，泡沫写得很厚，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消除泡沫的方法。电影延伸了一步，往前走了，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答案就是亲情。亲情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关键词。尽管在天灾面前它似乎是易碎的，但是最终维系整个社会存在架构的还是亲情，它能够战胜很多的东西。地震像飓风一样刮过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刮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剩下来的只有亲情。电影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余震》小说

　　人物的塑造

　　人物和故事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不是通过时代反映人，是通过人物来反映时代。场景是要来衬托人物的。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如果一部小说是历史处在前景，人物处在背景，那就一定会演绎成一部概念性的作品。但是如果人物在前景，人物大大的，背景小小的，那种故事一定是相对感人的。我总觉得把人写好，写深，写活了，这个故事一定是好故事，如果人始终是背景里的一个插图，那一定会写得很干涩。

　　我写作初衷还是想写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社会环境和历史大框架的，所以人带出历史，不是历史带出人。人的性格滚动的过程里面把历史捎带出来了。比如万小达这个人物个性发展也是自然的，一场地震使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过上真正心灵安宁的日子，小达对姐姐的负罪心理伴随着他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尽管并不是他的错。对于这个人物，因为小说的篇幅有限，我不能更多更深地展开他的故事。

　　继父王德清这个人物在电影里是改编比较大的，小说里他是工厂的财会人员，电影里设计成军人也是合理的，毕竟军人在当时的唐山是一道主要风景。但是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我不愿意别人单从一个层次评价他。人处在地震的灭顶之灾里，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境遇里，性格是会被挤压成畸形的。多重的环境因素使得他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皮一样复杂多层的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李元妮这个人物，我只是想有一个鲜明对照。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希望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希望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苟活者，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象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却陷入这么一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境遇，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女人，哪个年代里都一样。她不甘于和别人一样，即使是在家被毁成这样，还是要在人前表现出一种一切都如常的样子。所以小达不肯读书，会给她带来如此大的失望和愤怒。无论是震前还是震后，她希望别人看见的她的家始终是最好的。

　　由于篇幅所限，李元妮在我小说里不是一条主线。我只架起了一个框架。而编剧和导演对这个人物经过了大量的再创造，徐帆充实并演活了这个人物。徐帆演出了她的悲，她的烈，她的自强。她身上肯定具有悲的一面，因为灾难带给她这么多家破人亡的记忆，而且是她亲手选择了救儿子放弃女儿。但是她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秉性，比如俏，再比如固执。电影丰富了她自强的一面和母性的一面。

　　与电影结缘

　　我与冯小刚导演并不是因为《余震》才认识。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和冯导曾是多年的战友。就在06年，冯导在做《夜宴》后期时来到了多伦多，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不过那是在《余震》之前。07年我的《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他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想要买小说的版权，来来去去谈了一段时间，真正签署的时候是08年4月。而几个星期之后，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阵子他几乎要放弃这部电影了，因为他怕人家说他跟风。

　　《余震》这部小说出来的时候，曾经有好几位国内一流的导演和我联系过，对改编电影有兴趣。最后我把它交给了冯导。对小说书写我是自信的，我感觉我能相对准确地把握文字的走向和内核。可是电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毫无把握。我把这部小说交给冯导，因为他是中国极少数几个对文字和画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的导演之一。他是中国最适合拍这部电影的导演。

　　在《集结号》之前我看过冯导的各类喜剧，而《天下无贼》是他喜剧中相当另类的作品，出现了一些黑色幽默的因素，让你看完大笑过之后，觉得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索的内容。到《集结号》的时候我对他看法又有了改变，我觉得他导演正剧的能力同样很强。他是一位特别接地气的导演，他非常清楚在哪一点上拨动哪一根弦能打动人。

　　小说和电影是非常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小说里，一百年可能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小说家描述得最精彩的地方，却往往让导演不知所措。大段的场景和心理描述，在电影里却无法用镜头表现。原来华谊曾打算拍一部分国外场景，我也曾和冯导一起去新西兰看过外景。当时冯导有意邀请我加入国外场景的改编。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的戏被删除了。所以真正意义上我没有参与这部电影的改编，观众看到的电影版本完全是编剧和导演的再创作。

　　看《唐山大地震》样片的时候，觉得脱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但是非常让我感动。现在能让我流泪的电影不是很多，可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却哭了几次。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更加喜欢看一部比较温馨的亲情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能被观众接受的成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