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副本减少引发戛纳的焦虑和沉默

范冰冰在戛纳(资料图片)

    搜狐娱乐讯 12天的戛纳电影节今天凌晨降下帷幕，好看的电影不少，大多是小小的佳片，诸如伊朗导演阿巴斯的《合法副本》或英国导演肯·洛奇的《爱尔兰之路》，不失水准的文艺小品，有小惊艳而不成大气候。英国导演迈克·李的《又一年》坊间口碑太好，《银幕》杂志给出3.4分的少见高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没有《白丝带》这个等量级的电影。

　　如果说去年的戛纳是盛年作者们的集会，今年的电影节就是青黄交替时的平淡。若干个单元几十部影片看下来，大师或者“大宝”们仍然是似曾相识的王谢堂前燕，新丁们试探着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敏感话题，沉默和焦虑就成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一支复调。

　　合法的副本们

　　从艺术品的真品和复制品谈起，继而是一对陌生男女“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角色扮演游戏，模糊了界限的真假夫妻，回应着关于“原作/副本”的争执……这是阿巴斯的新片，《合法副本》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这个故事，也恰如其分地定义了他本人的创作：《合法副本》未尝不是他的前作集合的副本，《十》、《风带我们走》或《橄榄树下的情人》这些旧作在新片里完成了一次检阅，虽然电影的地点第一次从伊朗转移到意大利托斯卡纳。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的女主角在片子里说，被艺术唤起的人的情感是最重要的，而无所谓原本和副本。不知道这是否足以成为阿巴斯制造“合法副本”的理由，而这副本究竟是唤起新观众的共鸣，或是一场和老观众的消遣游戏，只怕是见仁见智。

　　“合法副本”亦是许多老导演的缩影。别来无恙的伍迪·艾伦，一开口喋喋不休讲的还是偶然与宿命，显然他已经把他乡伦敦当成了故乡纽约。奥利维拉的镜头下，雨夜的里斯本或晴空下的葡萄园仍是诗意流淌，迟滞的节奏如没有上发条的挂钟，在稀释的故事里，苍老的声音絮絮讲着摄影、死亡和永恒的关系。这是他60年前就想拍的电影，60年的时光把《安吉莉卡的故事》酿成了一个102岁老头儿一场奢侈的梦，也许就像某个法国记者形容的：他的年龄比他的电影更有意思。北野武的自传叫《浅草小子》，其实坏孩子早就成了老男人，《极恶非道》里也只剩暴力而没有美学，《银幕》打出了一个罕见又尴尬的0.9分，北野武老了，我们倦了。米哈尔科夫的《毒日头2》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学名：《出埃及记》。他试图用以色列人被贬为奴又重获荣光的故事，隐喻科托夫将军逃过大清洗的劫难、身历卫国战争后的涅磐。电影很遗憾地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反思片和美国战争大片不伦不类的混血。甚至，这电影还留在“未完成”的状态，“第一部完”的字幕好像一个错愕的停顿符，导演试图挽住《毒日头》的余光，却终成一次上气不接下气的挣扎。

　　就像迈克·李新片那个透着悲伤的名字：又一年。时间的残酷处，在于没有变化的水流下，记忆鲜明而现状黯淡。一年前在看到雷乃的《野草》或瓦尔达的《阿涅斯的海滩》时，我们欢喜于“75岁以上的老人还能拍出那么有意思的电影”，可惜这不是一条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有时候，比如在今年的戛纳，我们不得不伤感地承认，那些曾经的台柱子，老了。

　　也难怪固执的戈达尔在电影内外都闭紧了嘴，这是他的别扭，也可能，该说的他都说完了。

　　电影都是政治

　　虽说戛纳和政治从来是授受不清，艺术总监弗雷莫更是说过，在戛纳，一切电影都是政治。但回望这些年，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时局渗透在太多参赛参展的电影里，南方小城的天空一直晴朗，电影宫的上空却浮着散不去的焦虑。

　　今年戛纳来了三部特别放映的传记电影，分别关于贝卢斯科尼、齐奥塞斯库和胡狼卡洛斯，前两个曾权倾一时，后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头号恐怖分子。不论这三人迥异的人生轨迹，也不论三部影片各自的口碑，争论或关心的焦点是唯一的——权利。某种程度而言，这个话题是去年《白丝带》的延伸，有关权力的扭曲和泛滥，有关权力和暴力带来的难以挽回的伤害。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俄罗斯参赛片《我的欢乐》里，相对影片的内容，这样的片名是个绝大的反讽。这部处女作剧情长片用一种尖锐且冷冽的口吻，描绘了一具被权力和欺骗腐蚀了的社会躯体，电影看到最后，前景是哀的。

　　电影惹出的争议话题也是不断。阿巴斯在自己的电影里拍的是男欢女爱只谈风月，而新闻发布会上，一开口谈的是“国事”。说伊朗，还有道格·里曼的《公平游戏》，一个CIA探员同时经历着伊朗和家庭内部的旋涡。里曼说这电影是为了致敬曾经参与当年伊朗核查的父亲，不过他毕竟是好莱坞的乖学生，最终，伊朗是虚张声势的幌子，卖的是家庭剧。《公平游戏》是隔靴搔痒，《法外之徒》就真的是法国人的靶子，这片子点到了法国人的痛脚。电影讲的是一支关于人的“觉醒-麻木-复苏”的哀歌。

　　肯·洛奇对这个世界至少是不抱信心的，他老了，依然愤怒，借着结构略显松散的伪悬疑片《爱尔兰之路》，说的是这个争端不断的世界里，人性陷落于虚无，从巴格达到利物浦，无人幸免。

　　选择这样的电影，或许是戛纳的意图；或许，我们可以借用《温柔的儿子》导演科纳尔的一句话：“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我们自己的镜像。”焦虑的电影也成了这个不安的世界的镜像，当导演们不能或不愿逃到过去的迷宫里去时，面对焦虑成了他们不多的选择。

　　面对行将溺水的人生，伊纳里图在《美错》里借着魔幻现实主义完成了一次虚脱的救赎，相比之下，韩国导演李沧东那部压抑的《诗》却给了我们更大的力量和触动——那是一个没有炮弹没有暗杀没有阴谋、却丝毫不见得比《公平游戏》和《法外之徒》或者《爱尔兰之路》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家庭主妇的老太太寻找到属于她的细水长流的诗意，以及那诗意成全的拯救与逍遥。她和《神与人》那些神父们一起证实着，信念或者其他，最终化成活生生的个人，是这些“人”和他们的选择让我们真正感动——正像毛姆在《西班牙变奏》里的总结：激情的最伟大的创造，是人。

　　因为故事里有“人”，因为镜头下有“人”，所以在焦虑和沉默之后，这样的戛纳，总让人觉得还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