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崔永元为何离开《实话实说》

　　千龙财富北京消息 电视《手机》正在热播。电影《手机》就说影射崔永元。但是这篇文章似乎同此毫无关联。《我的抗战》近日举行了看片会，这被称为崔永元的泣血之作。5月20日，CCTV知名主播柴静其博客发表文章指出，崔永元变得快乐了，因为他不想那么多事，只想着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一

　　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两年前通了一次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他打了个比方说，“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像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的口述影像超过200万分钟、纪录影像超过200万分钟、老照片超过300万张，两年花了1.2亿，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他说日本电视台NHK：“2001年我去了日本，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看东北什么？我说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她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参与历史的中国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了”，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说，一集节目里，如果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四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的我不开心，但她最近看到的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每看都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在看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的寡淡。”

　　五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是宏观叙述还是细节描写，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代人因为这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

　　一位同行站起来请他谈谈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他说。

　　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