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十年”围城 虚构的香港革命往事

　　孙中山坐在车帘紧闭的黄包车里，急速通过1905年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道。车队所过处，十面埋伏，血雨腥风；黑暗狭小的车厢暂得安宁，代价是保镖与刺客在它四周纷纷踏上黄泉之路。

　　《十月围城》的英文片名直译是“保镖与刺客”。两句话就能概括的核心情节听上去已经足够惊心动魄，是标准的类型片样式。影片监制是香港文艺片导演陈可辛(在线看影视作品)，导演是动作枪战片导演陈德森，两人合作的成果难以归入类型电影范畴，倒不失一部“文武双修”的商业大制作，在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上映一周后挤进2009年的中国贺岁档期。

　　市井之徒有革命热情很假

　　1905年10月15日，孙中山经过香港，作半天短暂停留。他要与十三省代表会面，筹谋反清起义。清廷派出大批刺客布局皇后大道刺杀反贼，孙的安保任务落在《中国日报》社长、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陈少白肩上。他找到了一群与革命扯不上什么关系的市井草民。

　　按照剧本情节，陈少白求助方家戏班和反清秘密会党“洪门”保护孙中山，均告失败，不得已诉诸市井之徒。完成的影片只保留了方家戏班的情节——戏班中的武行多为流亡香港的反清义士，他们应承了护卫任务，但随即遭到刺客组织剿灭，只有李宇春饰演的班主女儿幸存。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黑社会》(内地引进片名《龙城岁月》)里描写过延续演变至现代的洪门，那是香港著名的黑社会组织。而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是洪门致公堂会员，职位“双花红棍”，又称“四二六”。“我都不懂那是什么含义，”陈可辛说，“反正‘四二六’在香港电影里都不能讲。香港电检规定黑社会的行话都不能讲。其实黑社会在一百多年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时候本来是革命团体。”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十月围城》里最后担任保镖的，是真正的“下流社会”，他们唱戏、拉车、行乞、卖臭豆腐，不属于任何会党，不知道革命为何物。

　　“这个绝对是刻意的。”陈可辛说，“我们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有主旋律的感受或者有爱国的感受，是我们希望的；但我们没有希望它变成一部说教的电影。”

　　理想和激情只体现在药材富商李玉堂的独子、17岁的李重光身上。这部片尾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影片里，这对父子其实也有历史原型——老字号药材行“金利源”的李煜堂和李自重，当然片中父子的情节确实是虚构的。“其实历史里所有革命，所有对抗政府的事情，包括塞尔维亚的那个中学生去暗杀奥匈帝国的太子，变成一战的开始……所有的运动其实都是学运，因为学生是最容易有这种热情的。那种热血是学生才有的，我觉得市井之徒有革命热情就很假了。”陈可辛说。

　　这些来自市井的保镖，并不知道那就是革命，也不知道自己将为谁死。“其实每个革命也许都是这样的，大家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说黄花岗72烈士，那天之前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陈可辛自问。

　　一切的牺牲最终由孙中山的一句话收住：“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片尾，孙中山安全登船离开香港，他站在甲板上回望港岛，眼中噙满泪水。这个结尾是从两种不同的演绎选出的。

　　放弃的一条，是孙中山眼中起初并没有泪，随着镜头慢慢推近，才有了眼泪。陈可辛认为后者很好，“事情都是为这个人而起的，最后看到这个人，还是伟人，因为伟人是不会哭的。然后镜头再推，伟人原来也是人，他也感动了。”但大家都说这样的处理太低调，不够煽情。

　　《十月围城》的剧情曾有一个更绝的设想：孙中山直到最后离开，都不知道这一天死了多少人。“他走过的路就不停地在死人，但他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个版本很难拍。都是要暗的，暗杀、暗中保护，等于整条皇后大道不能乱，那就不能有那么大的动作场面，作为商业电影会有问题。”陈可辛说，“知道革命是什么的人，不知道有那么多人牺牲，这个可能就是最不‘主旋律’的了。”

　　保护孙先生

　　导演陈德森还记得，陈可辛第一次找他谈《十月围城》的故事是1999年4月。

　　那时陈德森在拍《特务迷城》，陈可辛提议两人一起弄一个公司，一个是拍文艺的，一个是拍动作的，结合起来没准可以拍一些有内涵的打戏。讨论的结果是可以拍一些年代片。

　　陈可辛推荐了自己的父亲、香港电影编剧陈铜民1973年导演的《赤胆好汉》，说的是一位义士在陈少白“三顾茅庐”之后毅然与妻儿诀别，出手保护孙中山。“我一听‘保护孙先生’这几个字，有保护就有动作，有保护就有阴谋、有策略。”陈德森立刻想到用时装一点的想法去铺垫，变成文戏＋动作的电影，为了更加戏剧性，他建议把一个义士，变成五六个义士。

　　陈德森的逻辑是，既然前半段是文戏，闷了观众一个小时，接下来一个小时保护孙中山，就必须打得精彩；保护孙中山都是发生在路上，那么肯定这个街非得自己弄出来。“有一块超过120年的建筑物，镜头摇过去一点，已经是地铁出口。”陈德森说自己真的没法在香港取景，他多次去马来西亚、广州找外景，都不满意。于是陈德森想自己搭一座城——1905年的香港中环，这意味着大量的钱。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在欧美公映，成绩斐然，华语电影的市场好像越来越大。但陈可辛把《十月围城》的剧本拿到海外，所有买方看了剧本都说对白太多，人物太复杂，人文太多。“老外没兴趣去看你的人文，还要看字幕。前半部电影对他们没意义，他们就喜欢飞来飞去。”陈可辛说，“那天我更认定了中国电影必须拍给中国人看，中国的市场做不起来，我们不可能拍认真的电影。”

　　围城敢死队

　　陈德森与陈可辛分道扬镳，自己去找投资。两三年后，真的碰到一位投资人曾献基，很欣赏这个项目，那时《十月围城》的总投资预算6800万，曾献基投一半，陈德森去找另一半。

　　盗版满街都是，海外对港产片也失去了兴趣，没人愿意投资一部根本无法收回成本的戏。曾献基就陪着陈德森去到处找投资，他们见的最后一个不靠谱投资人是一个台湾女人，其实是想借着这个项目向政府要钱。

　　曾献基决定自己全投，陈德森的第二关过了。“他跟我有一股傻劲，说电影好看就会有人买票看，我们就做第一个敢死队。”

　　“一个真实的香港老城”这个关还是没过。

　　陈德森找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希望能协助搭一个景，戏拍完以后，二三四楼是饭店，住游客，一楼卖香港本地出产的食物，最后阎孝国刺杀假孙文那条石板街上，发展一些粤剧小剧社，除了拍戏之外，还可以成为旅游景点。后来陈德森发现，局长答应他也没用，要批下这个景，要经过19个部门，这19个部门谈完大概要两年。

　　这块差点谈妥的地，就是后来受香港人诟病的“西九龙”。

　　第三关是找演员。

　　曾经有一位超级巨星问陈德森：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接这个戏？陈德森说：我剧本好，角色好。巨星说：你太天真了，我为什么会演超过一个男主角的戏？两个男主角的我都不演。

　　陈德森几乎找遍了全香港的演员，最终定下曾志伟扮演李煜堂、梁家辉演阎孝国、张震演车夫阿四、姜武演陈少白、郭富城演乞丐……

　　2003年陈德森终于在南海影视基地搭《十月围城》的布景。搭了不到一半，突然间全部员工的家人打来电话，要家人赶紧撤——他们拍戏旁边就是佛山那个非典起源地，20分钟车程都不到。大家鸡飞狗走，连夜撤走。

　　停了九个月，《十月围城》才得以再次开工，当时好不容易敲定的演员档期全部作废，又用了三个月时间重新调度演员。

　　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那个敢死队投资人，因受骗负债，在自己的游艇上自杀身亡。

　　顿时天崩地裂：香港员工被扣留在广州，对方不知道他们付不付账；陈德森四处筹钱的时候，收到法院传票，说他涉嫌挪用公款，用拍电影的方式替人洗钱。陈德森的母亲在澳洲看到新闻，几天后中风入院。陈德森赶去照顾母亲，又得回港应诉，他把母亲托付给姐姐，没几天姐姐查出了甲状腺癌。

　　陈德森几乎崩溃，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自闭在家一年多。他开始想放弃这个项目：“是不是说孙中山太大了，这个片子我吃不下……”

　　孙先生，请您放心

　　2007年底，陈可辛的《投名状》在内地贺岁档上映。“当时在内地的票房那么好，和《集结号》都是同类型的，在一个档期里面加起来也到5个亿的票房，我就打个电话给德森，”陈可辛说，“我就说可能现在时间到了。这部电影，你版权还在手吗？”

　　分别多年，他们再度确定合作《十月围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南海基地，看上次搭的景还在不在。结果那个景地一个月前刚被台风吹倒。

　　他们移师上海松江的胜强影城，搭建新的场景，这次搭了四个足球场大。最初预算2000万，但彻底完工花了4300万。“搭景只是2000多万，但搭完以后陈设、做旧、制景……比搭景还贵。”陈可辛说。

　　陈德森坚持十年要搭的一座城终于搭起来了。这个坚持在2007年险些失守。当时一位美国制片人劝陈德森，到车墩影视基地将就一下，也能拍。陈德森打电话给美术师，“你觉得车墩堆多一点香港的招牌，过得了吗？他说导演，过不了。这不是我在坚持，整个团队都在坚持。”

　　陈德森坚持搭城，有他的道理。“香港有三分之二的戏都是两个人，一个咖啡厅，一个家，两条马路，就拍了。同样是70块看个电影，为什么要看这样的？”陈德森说，“这几年电影给我的心得就是，《十月围城》就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我那个城就是主角。”

　　这座城被陈可辛赞为“香港与内地美工的完美结合”。但拍完戏，他们却真考虑过是否炸掉。这是美国大公司的做法，周星驰拍《功夫》时搭的“猪笼城寨”，哥伦比亚公司就拆毁了。

　　“不是我们口气大，说这个电影一定会是经典，但是万一真的很好看，万一真的是经典呢？”陈可辛说，“你能想象《乱世佳人》、《北非谍影》的景，在往后一百部烂电视剧里面出现吗？所以我们想过，不如在12月18号上映前把它炸了。到头来想来想去，今天这个环保年代，这样做一定被人骂死。不能为了一部电影的尊严，那么浪费资源。”

　　2009年4月，《十月围城》在胜强影城开拍时，投资过亿的电影在中国已经比比皆是。

　　戏拍到一半，陈德森第一次去了中山陵：“我说，孙先生，我们没有一点抹黑您这位伟人，就是借您这个伟大的行动去表扬一些无名英雄。请您放心！”

　　回看《十月围城》的十年，陈德森觉得也是一场电影的“革命”：整个电影团队就像十三省代表，一直陪着这个电影坚持，美术、服装等等就像那些无名英雄，“我觉得这个戏有一半就是为了这些无名英雄。还有一半是我那个投资方，革命没有钱怎么搞？”

　　影片最后由一行醒目的大字：谨以此片献给曾献基先生。

　　《十月围城》终于安全上映，自称电影娱乐工业者的陈德森，又开始了自己的电影革命：一部就发生在现代城市的动作片。

　　他梦想把北京拍得跟纽约一样漂亮，路上每个人都穿得很漂亮，马路上也没有五颜六色的汽车，中国特种部队在这样漂亮的城市追捕罪犯——一切就像中国版的《虎胆龙威》。

　　陈可辛谈电影“浅”规则 是拍给院线经理看的？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我今天做采访可能真的是为观众，之前我们接受了一年的采访，其实是针对戏院经理的。我讲得特别血淋淋，但是特别真实，因为到了十二月，不管拍什么片，只要开的戏院就会卖。电影那么多，戏院那么少，我们要想怎么征服戏院经理，戏院经理对你有信心，你的电影就已经卖钱了。——陈可辛

　　《十月围城》开篇是1901年，兴中会前会长杨衢云在自己的“辅仁文社”被暗杀。画面上“结志街”的路牌很显眼。

　　结志街今天仍在香港中环，曾经是辅仁文社的地方，如今紧邻著名的“九记牛腩”。这家店生意最好的钟点，食客必须排队进去，与素不相识的人拼桌，吃五分钟就走，你的同桌很可能就是陈可辛或者梁朝伟。

　　陈可辛和陈德森有意拍了不少路牌，放在《十月围城》的香港版里。“观众一看，这不就在我家旁边吗？”陈可辛说，“香港是个极度商业的城市，是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我们以为香港不可能发生多大的事，你告诉我，原来孙中山来过，原来那么重要的一天，发生在我们的后花园，这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十月围城》花4300万搭建的场景，对影片在香港市场有多大帮助？陈可辛觉得，理论上应该有帮助，但也很难说。

　　但这都不重要。这部电影的票房主战场显然还是内地。

　　从《如果•爱》到《投名状》，再到《十月围城》，香港影人陈可辛不懈摸索的，是内地电影市场的游戏规则。

　　有些电影是不看口碑的

　　南方周末：从《投名状》到《十月围城》，你觉得内地观众的喜好和电影规则有什么改变吗？

　　陈可辛：改变很多，有一点惭愧，我没有比那个时候更了解老百姓。但是对这个游戏的规则，所谓不健康的规则，我摸出了它不健康的理由。

　　为什么一些电影一出来，只有几百万票房？其实已经跟这个电影的口碑无关。当你只有几百万票房，你做不到让投资方很认真的对待你的回收，可能发发录影带就差不多了，亏不了多少。因为赚也赚不了多少。他不投入，就不能把你的电影造成热潮。

　　我讲得特别血淋淋，但是特别真实，因为到了12月，不管拍什么片，只要开的戏院就会卖。电影那么多，戏院那么少，我们要想怎么征服戏院经理，戏院经理对你有信心，你的电影就已经卖钱了。

　　有些电影是不用看口碑的，上片那天，多少戏院排你，你已经赢了。到口碑出来已经有下一部电影，已经来不及骂你。

　　我们戏院不够，戏院不够，观众就没的选择，完全是戏院经理的选择。到观众选择时候已经是看DVD了，那个时候跟我们的收入无关了。

　　南方周末：怎样征服戏院经理？

　　陈可辛：就是做一个热潮，大量的媒体报道，包括有时候炒作——尽量比较有良心的炒作。我个人倾向于影片，但内地还是喜欢制造名导，这个片子其实不是我导演，我还得出来做访问，因为我能拉动观众进来。

　　南方周末：从你和戏院经理的洽谈当中，你觉得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赚钱的，可靠的？

　　陈可辛：我觉得第一还是看谁的片子。一定是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这样数下去，数到四五个可能轮到我，反正就是那几个人，排名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不一样。接下来数明星阵容、动作、题材……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清醒。到最后他们看片那天，会觉得这个片好看或者不好看，但大片通常是在看片之前已经排完了。

　　我们需要话题

　　南方周末：今年的贺岁档五十多部电影，竞争比哪一年都更厉害，为什么你要在今年扎堆？

　　陈可辛：贺岁档只有一个，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你告诉我明年有5个亿票房，我都不一定等。第一明年不能担保贺岁档电影一定比今年少；第二等到明年，一个多亿的投资，放一年利息多少钱？大家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只能定了时间，往那个档期冲。改档期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在工业里就代表你出问题了。

　　本来我们定这个档期，是去年就要开机，但剧本永远是越磨越好，越来越多好的演员要加入，就要等时间，等着等着就变成今年4月开机，你就拼命赶。没有计算得那么精密，那么科学，很多事情有可能做了一半才觉得，早知道是应该这样。

　　南方周末：《十月围城》必须得用这么多明星？

　　陈可辛：大家之前讨论人海战术，我说这个不是战术，是必须的。这个电影不人海怎么拍？结果是，当你有了人海战术，得来的好处是你不停有版面，剧组自己不做，演员的经纪人也会做，每个演员每天做三篇报道，这就已经几十篇了。

　　南方周末：选李宇春、巴特尔，是考虑他们不同的商业功能吗？

　　陈可辛：我不停地说，电影是一个商业计算，应该考虑这个，但确实是没有。这里面明星十几个人，不是说要找谁谁就能来。这是个群戏，一个演员没有必要跟你冒险——这部电影，剪刀在你手上，你怎么拍，谁戏多谁戏少，我看剧本是没得说的，结果你把我剪掉怎么办？他比我出彩怎么办？这种演员的竞争是很正常的。

　　这次我只能说，每个角色都有两三个能演的，都去谈，而且是同时谈。其实同时谈是不对的，大家都说来你怎么办？但你不能不同时谈，因为没时间，你一个一个谈，谈三年都谈不下来。一个演员看了之后，可能看一个月才回你，有些人回你说演，突然想想又说不演。

　　李宇春那个角色，我们见了一些不出名的，也有一个我们觉得挺对，到最后，突然在找李宇春唱主题曲的过程里见到她，觉得她才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她有很大的话题。你说她有多少观众，我永远都不相信跨界的人一进来，就会给你带来几千万、上亿的票房，但是我相信，她会造成很大的话题。用巴特尔不是为了他的话题，结果没想到巴特尔带来了体育的版面。

　　南方周末：片尾曲跟电影整体风格相差有点远，当初是有特别的考虑吗？

　　陈可辛：那个绝对是宣传。我们很多时候必须配合。我的电影从来都没有主题曲，你说《投名状》，突然在片尾唱一个歌，多傻。《十月围城》不是一个那么重的戏，就是一个好看的商业片，商业片应该有的配套都有。那就找了李宇春唱这个歌，反正就在片尾，不是在片中要唱。

　　南方周末：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拍《甜蜜蜜》这样的文艺片，你有什么办法让戏院经理接受吗？

　　陈可辛：还得押宝，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一个话题。我觉得文艺片真的要大量生产，还不是时候，理论上作为一个企业，大量生产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做真正的企业。因为你不可能每部电影都能押——你一年两年出来讲一次：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人家可能会相信你，你不能每两个月出来一次说，这个电影是最好的，不会有人每次都相信。

　　南方周末：还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拿来利用呢？

　　陈可辛：在内地我还没有经验。以前在香港的经验，我们的《金枝玉叶》、《风尘三侠》叫A线电影，同年我们就拍了三部B线的电影——有点像当年美国的派拉蒙或者迪士尼，永远留着副线的公司——做了三部戏。

　　第一部戏是陈德森的《晚九朝五》，找一批新人，才400万，讲香港那个年代的性滥交。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情色电影，是大家能够带着女朋友进戏院看的情色电影，那绝对就是一个话题。《色，戒》其实也就这么回事，除了它的艺术成就外，在商业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一部《记得香蕉成熟时》，那个不情色，但有一点暗示讲成长、青春期的东西。但内地连中学生谈恋爱都不能拍，就别说上床了。

　　要在内地要发展小片，就一定要奇兵突出，奇兵突出就一定会有敏感的地方。但审查的主旋律不就是最好别有话题，别有争议性吗，安全就是只能拍这种千军万马。

　　中国市场不只给我们利益

　　南方周末：《投名状》和《十月围城》这类片的海外市场如何？

　　陈可辛：《投名状》海外不好，因为《投名状》太不像李连杰的戏。海外受欢迎的李连杰的戏有一种特定的状态，就是从头打到尾，而且就不可以有太深的东西。

　　他的海外观众可能还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到艺术电影院看中文片的观众——我们不是种族歧视，但是很多影迷是黑人，或者是比较草根的，绝对不会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他就是喜欢看打的，所以《投名状》确实是不好。所以《十月围城》也有调整，调整就是这部电影是用大腕，但是没有用好莱坞的大腕，就是没有用欧美认可的大腕。

　　其实港台明星、大陆明星，只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在亚洲很行，另一种就是在欧美很行。以前在亚洲行的，成龙、周润发、李连杰，后来周星驰也有一点点，冲到欧美去。欧美很行的明星，你一用他们，就必须完全遵守美国要的规矩，你遵守这个规矩，就等于肯定要挨中国老百姓的骂。

　　南方周末：不遵守那个规矩就白用他们了。

　　陈可辛：所以取决于你要给谁看。其实就是讨好那帮观众也没有关系，欧美型电影，还是画面比故事重要，但我从来都不是技术型的导演，我就是讲故事的导演，所以一定得回来做我自己最强的东西。

　　今天如果没有内地那么大的市场，我们讲的故事就只有几百万人注意。所以我常说内地市场对于我们这些导演的重要，还不只是钱或者市场能够有很大的回报，主要是他给了空间给我们去表达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海外市场没有兴趣听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满足感不只是利益的，还有精神的。

　　南方周末：革命是不是要牺牲那么多人？

　　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 发自北京

　　胡军：阎孝国对国家完全是赴汤蹈火

　　阎孝国是《十月围城》里惟一的反派，没有眉毛，不苟言笑。胡军开始很不接受这种造型，觉得太狰狞了。

　　阎孝国是陈少白的学生，接受洋派教育，却痛恨外族对中国的侵略，他不相信革命能救中国。老师要保护孙中山，学生的任务是杀孙。

　　影院贴出的海报上，阎孝国被错印成了“白孝国”，他却并不是“白白孝国”，他有非常明确的立场，在关陈少白的监狱里，他对陈少白说：靠你们这些书生救国，中国必亡。

　　我觉得阎孝国不是反派，他只是跟孙中山政治见解不一样。

　　接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讨论，不要搞成概念式的反派，弄成清廷鹰犬就没什么意思了。他受过洋派教育，但他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男人，梁家辉是他的恩师，他知道尊重师长。

　　我很珍惜监狱那场戏。本来我跟梁家辉的对话里，有太多解释性的台词，我要求加入一些冲突性。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这段历史大家都太熟悉了。阎孝国从人物出发，是没有错的，也确实有这样一个大内高手，但他不是领着一批人去刺杀，但他对国家的热爱，完全是赴汤蹈火的。

　　清廷的软弱确实不行，必须要革命，孙中山走的这一步是正确的。但当时，阎孝国是看不起这些书生的，孙中山还没有起义，他们当时就只是游行，喊口号，所以他是真心觉得靠这些人，中国必亡。我看到了忠心报国的一面，是个热血男儿。

　　阎孝国目的性非常明确，不像巴特尔、李宇春的角色，他们都不知道保护的是谁，没有阎孝国这么决绝和明确。

　　黎明站在台阶上，阎孝国其实是躲着走的，阎根本看不上这种人。我跟陈可辛商量，让阎抱着刀，不看黎明，黎明当时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阎孝国最后动手，是黎明削掉了他的辫子，把一个男人的荣誉、传统给破坏了，这时候才出刀。

　　谢霆锋最后阻挡，阎孝国不止一次要他放手，这是我跟刘伟强商量的结果，我觉得这都是阎孝国这个人的个性。

　　没有难演的部分，只要抓住一点：他跟革命者一样的执著。

　　梁家辉：你可以说陈少白不择手段

　　当年陈德森找梁家辉拍《十月围城》的时候，这还是一部三人戏：三个从小长大的好友，长大后一个当了兵，就是阎孝国；一个搞了革命，就是现在的陈少白；一个变成很颓废的富家子，就是现在黎明这个角色。

　　阎孝国要刺杀孙文，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他背叛了昔日的两个好友。梁家辉当时的角色是这个刺客，他为此悄悄练了很久的肌肉。

　　十年过去了，当年练的肌肉已经没了用处，梁家辉的角色也变成了不惜一切，甚至用市井走卒以性命保护孙中山的书生陈少白。

　　我加入是为了帮陈德森圆梦，至于演什么角色我都无所谓，我不是挑角的人。

　　陈少白有一个原型，他是一个革命家，受到孙文的影响，革命家都是不顾一切的，在剧本里，他旁边的人，都为了他的行动而牺牲。他反而没有死，是因为原型没有死。

　　我不会把他说成骗人的人，比如说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决定，我觉得陈少白表现出的是人性的一面，而不是样板的革命。

　　我不会想象他有卑鄙的一面，你可以说陈少白不择手段，但作为革命家来说，革命就是流血牺牲。

　　戏里我会说革命就是流血牺牲，但当我知道李玉棠的儿子要去假扮孙文的时候，我反而会反对吗？我觉得这就是陈少白人性的表现，他宁愿自己去代替孙文，也不愿意李玉棠儿子去。

　　我让陈少白最后才哭，那个情绪爆发，不是为了假孙文而哭，哭是因为我亲手杀了一个学生。我也知道学生对自己理念的坚持，我最后的哭其实是很复杂的：革命是不是要牺牲那么多人？我也是为了整个故事而哭。

　　戏里的人物太多，李玉棠、陈少白……每个人都可以很独立地变成故事，但已经没有太多的篇幅，去很细腻地介绍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