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评《2012》：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是在台北的西门町，看这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刚好是内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发生5.0级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晃动最强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细软，预备随时下楼。一年半了，我脚下的土地已有过6万次余震，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灵魂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方式。像大地震前那么活着是一种羞耻，事实上也不可能。

　　据说在欧洲有人已四处打听，预订挪亚方舟的船票。其实每一座寺庙，自古以来都有人订票。不过电影中最荒诞的，就是政府卖票，10亿欧元一张。在《旧约》的记载中，挪亚卖了一辈子票，而且都是贵宾卡、免费票，但除了他一家8口，竟然一张都没卖出去。人们年复一年，彼此朝贺，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by the way，那个挪亚根本是疯子。

　　区别在于，那个日子是否可以预测。

　　很简单，如果那个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就有信仰团体卖票。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他们也有卖假票的。但嗓子说破了，鞋子走穿了，是卖的多，买的少；听的多，信的少。谁愿拿地上看得见的富贵，换天上看不见的财宝呢？人类的命运，好像一副不整齐的对联，上联是美好的应许，“浪子回头金不换”，下联是残酷的现实，“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那个日子是可预测的，就会变成政府卖票。电影描写的这个卖方市场，散户被抛弃，大户人头攒动，国家俨然成为上帝。

　　因此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场景，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镜头，而是国家在人类末日来临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尽管美国总统的最后讲话，诵读了旧约《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总统而不是牧师向着全世界布道，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画面。

　　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而易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以往好莱坞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2》把这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导演在国家主义的拯救观旁边，也拆迁安置了一种多元化的宗教场景：玛雅人的预言、传扬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祷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们的信仰，只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知识论（他们竟然知道科学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对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而与人类真实命运无关。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导演在剧情的商业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几个隐藏文本。尤其是特写镜头下的两本书。

　　一是古罗马教父波爱修斯的名著《哲学的慰藉》。片头太阳耀斑爆发，科幻作家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本书。波爱修斯被称为奥古斯丁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在狱中写下这部诗歌与对话体的书。书中讨论永恒和时间的关系，说，“永恒就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这是单属于上帝的。而一切时间内的生命都无法在时间中的某一刻，认识自己的全部生命过程。一切暂时的事物都包涵一个永恒的现在，这使人类的活动有永恒的迹象。但一切暂存事物都是对永恒的模仿，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这是电影隐藏的一种世界观，使末日及对末日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具有显赫而惊悚的意义。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科学家醒来，沙发上放着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类就要像亚哈船长那样，不顾一切，冒险追逐白鲸。梅尔维尔借用了《旧约》的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面对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终顺服。亚哈船长就是抗命的典型，麦普尔牧师则是顺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讲解《约拿记》，小说用了10页来写他的布道。最后牧师说，“服从上帝，就是要违背自己。正是在对自己的违背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

　　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到期的日子。有人说这影片太乐观，世界没有真的毁灭。也有人说，这影片太悲观，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还没被毁去。

　　《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多么美的劝勉和应许。世界的终极意义，怎么可能存在于机械的因果论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国家主义的场域内？写完这篇文字，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个牧师说，每一篇讲道，都要像对这世界的最后一场讲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